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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翔:黄埔军校党军体制的创设:以孙中山、廖仲恺、蒋介石为中心(三)

添加时间:2017-05-13 10:09:54 来源:搜狐历史 作者:李翔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三、蒋介石引入党军体制的公心与私念

  1923年8月,蒋介石受命组建孙逸仙代表团赴俄。孙中山的本意并非如《国军政工史稿》所言主要基于“改党建军”,而依然是出于带有空想性质的军事投机——西北军事计划。苏俄拒绝孙的西北军事计划后,自十月革命后就有“赴俄考察”念想的蒋,关注的重心由“军事行动”转为对“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以及红军的装备很感兴趣”。“代表团希望革命军事委员会尽量向中国南方多派人,去按红军的模式训练中国军队。”蒋眼中的红军严守纪律,不骚扰人民,为人民做工作,和人民很亲爱,他为此感叹:“这样的军队,有甚么打不胜的仗。所以我回国之后,就决定了,真要使军队能为人民求自由幸福打仗,能为党实行三民主义打仗,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蒋的感叹表明苏俄党军体制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令其大为折服。尤其是红军中的党军关系、主义对军队的凝聚力、党纪对党组织的规范与保障,萦绕在蒋的脑海而挥之不去。“非用俄国赤卫军这种编制不可”的“编制”,实际是党军制度。而孙“倘今日开练之始,不行我制”中的“制”,则特指教导团的人员数量建制,非党军制度。这意味着,孙、蒋对军校及其教导团的建设,基于不同的路径与目的。蒋看重的是党、军关系的制度化;而孙仅着眼于军队的人员编制,未上升到党军体制这一层次。这与蒋的亲身见闻密切相关。“此次考察,对其后本党改党建军,在精神上制度上,特别是党与军的关系上,自不无影响。”观之后事,这一判断确为实情。

  苏俄红军的党军体制为什么深深打动了蒋?这恰恰是因为国民党以往军事斗争中的暗疾太多,令蒋触景生情、感慨良多。常年身在军旅的蒋,对南方革命军队的弊端知之甚详,剖析得较为透彻,一直有改造军队的意愿及规划。尽管短时期的考察不可能让他对红军党军体制的各类条文规章了解得一清二楚,但这种军政体制所生发出来的力量,尤其是党代表制对强化军纪、凝聚军心、提振士气的巨大功效,已经促使蒋决心将其引入国内。在苏俄顾问的扶助下,红军党军体制和军事训练方面的经验,就成为国民党创立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队,进行政治工作的榜样。

  除军事方面,蒋因赴俄考察,对党事的理解也提升了一大步,并有意识地在军校及其教导团中宣传灌输党事的重要性。在1923年1月,蒋尚秉持如下观点:“专恃党员而办政治”,“范围太狭”;“不忠于党”的党人,“不妨容纳若干”。他主张党事与国事应分门别类,各自物色合适的人选。这个时期的蒋与大多数国民党人一样,对党纪、信仰与政党前途命运的关联没有清晰的体认。而至1924年上半年,作为党办军校校长的蒋,肩负着创建模范军队的责任。在此时的蒋看来,党与军校、军队是同生共死、相依为命的统一体,“党存与存、党亡与亡”;在这个统一体中,党又是军校、军队的灵魂,而党纪、信仰则是塑造灵魂的关键。

  在对党事理解加深的基础上,苏俄红军的党建模式很自然地成为党务建设的参考依据。除了军校军事工作,蒋也过问军校政治部和特别区党部的政治工作。7月3日,军校组织特别区党部,蒋被选为第五区分部执行委员兼监察委员,“对于各级党务督察亦极严密”。蒋出任特别区党部执委,使部分党务工作成为份内之事,享有了党代表的若干职权。这既显示蒋的责任心,也为他集中军政职权奠定了一定基础。

  蒋于7月11日、15日分别被举为军事委员会(下文简称军委)委员、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长后,对党军体制和政治工作的推崇增添了全局性的考虑。从此,蒋对体制的推介有了公与私的双重用意。一方面,党军体制确实是整顿军队的法宝,苏俄革命的成功即是显例,黄埔军校开学2个月以来的风气已可感知一二。另一方面,蒋有借助整军将各部门所办军校收归囊中的心意。他提出:“军事训练委员会之职权,是否与各国之训练总监部相同,此其应请规定者也”;“各校教育之一切职权,应由训练委员会统一,而各校内行政与教育之实施事项,悉由本会规定之。”各军将领洞悉蒋的用心,转以质疑黄埔军校的党军体制作为阻挠蒋扩展职权的理由。黄埔军校党军体制的成败,不仅关涉军校自身的发展前途,更关乎蒋的政治命运。

  海峡两岸学界在对蒋介石与党军体制的研究中,主要关注蒋与党代表或政治部的关系,而忽视了蒋与特别区党部的关系。其实,蒋一直非常重视军校及教导团的特别区党部。他不仅亲身参与其间,还跟进党部事宜,这在其年谱中多处可见。7月下旬,蒋对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寄予厚望。这既是要反击相当多的军事将领对自己职权的质疑,也是要把军校办成“以党领军”的模范,以便革命政府推广军校经验,改良南方军队。倘如此,蒋主导的军校党军模式就会成为改造其他军队的参照物和典范,蒋及黄埔军校的影响力就会大大增强。

  苏俄之行,使蒋领悟到信仰专一的必要性和思想教育的艰巨性。他提议设一位常驻党代表,强化政治工作,培养学生的党军意识和革命觉悟。8月6日,蒋上书军委,在军事训练之外特别提及政治训练:“政治工作,在各校应有党代表常川驻校,则政治委员长应任为本会之党代表,以便军事与政治二方之训练互相联络,并可一致进行。而驻各校之党代表,自以胡展堂、廖仲恺、戴季陶诸同志分任为宜。”蒋的上书没有得到孙中山的响应和支持。11月,孙在北上前令廖一人兼任南方革命政府所有军队、军校的党代表。这一人事任命能够看出孙、蒋二人对军队建设和党军体制的不同看法。蒋之意,要推进各军校的军事政治训练,事繁任重,必须一校一名党代表专司其职。而孙不仅把所有军校,甚至把所有建国军的党代表均委之于廖。这表面是对廖个人的信任和重用,实则是对整个党军体制的小视,是对体制建设的耗时耗力认识不足。因廖不可能顾及其他军队的党务,孙如此任命总党代表,不啻是对体制的伤害。从其后的事态就能看出这一人事任命不妥之处甚多。1925年6月平定滇桂军后,军队设政治机关和开展政治工作得到认可,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在革命军中“一律设党代表”。汪继任党代表后,于1926年2月提议各军增设副党代表,以免出现“事实上党代表不在时,又无人负责”的现象。

  建军是军校的重要使命,也是蒋在政治上进取的关键凭借。8月11日,蒋上书中央政治委员会,要求加快教导团建设:“时局至此,革命军募练计划,万不能缓。兹预定募练干部三营,以为整顿现有各军及以后新练各军干部之用。”蒋在8月6日、11日的两则呈文,提出通过军事训练筹备委员会、黄埔军校及其教导团,一要整顿各军校,二要整顿各军,三要为未来整顿新军储备干部。蒋的目标甚大,并把教导团创办的成败提升到“大局幸甚、吾党幸甚”的高度。孙22日予蒋以一定的支持:“转令军官学校校长蒋介石,招募精壮之兵士三千名实施训练,俾成为模范军。”9月3日,蒋派何应钦筹组教导团,组织及训练采用苏俄新制。

  教导团成立后,连及连以上设立各级党部,党部下设小组,各级党部和小组定期召集会议。小组会每周召集一次,围绕“组员报告之批评、党纲及党义之解释”等展开讨论。小组会议的各种报告,蒋都看过、批过,并择其善者呈于中央。苏俄顾问证实,蒋积极参加教导团的党部工作,与学生以及低级军官一起出席会议。当基层党部需要行政帮助时,蒋立即发布相应的指示。

  在当时的中国,党军体制完全是个新东西。除蒋外,没有几位军事将领愿意在自己的部队先行推进。其原因,一是党军体制可能分割军事将领的部分权力。多数部队都实行雇佣制,将领们一向把队伍看作私有财产,不愿意受党组织的束缚。二是在没有经过战斗实效检验的前提下,党军体制缺乏推进到各个部队的说服力量,因为“要说服中国将领采纳某项建设,非拿出具体实例不可。”三是对军事将领而言,轻易引入党军体制,等于丢掉了向苏俄顾问要求军火援助的筹码。蒋在军校及其教导团与苏俄顾问进行了比较成功的合作。这种合作是不是其真实态度?加伦等苏俄顾问对此持保留看法,一刻也没有放松警惕。但只有蒋的积极合作,党军体制才有军校和教导团这一榜样,以供其他队伍所效仿。

  1924年,蒋强调党事,重视军、党之间的关系,注意培养、锻炼、熏陶党军体制的工作人员。蒋如此做的用意,除了学界公认的要以党军体制治疗国民党旧式军事运动的恶症之外,还有哪些被忽视的用意?这与日后党军体制的兴衰起伏,又有多少的因果关联?

  此时党内地位并不显赫的蒋,突出军校、教导团和党、主义的关系,有借助党军体制谋求、巩固、强化党的“正宗”之意。“各位要晓得这个学校是国民党办的”,“军校是为实施三民主义而创办的”,此类话语不时挂在蒋的嘴边。这相当于向他人宣告:军校、教导团是国民党的正宗和正确代表。军校进大门的墙壁上,贴有一张孙委任蒋做校长的红纸布告。学校有一种宣传品,画的是一棵树,树干是孙,发展出去就是汪、廖、蒋。康泽当时理解为,这就是国民党的“正宗”,其余的是国民党的“旁系”。在蒋的心目中,军校和教导团承担着中国革命的重担和希望,而挑起这份重担和希冀的,不是别人,正是“把自己归于仅次于孙中山本人的”蒋。

  追名逐利是许多政治人物的共性,而名正言顺则是获利的捷径。蒋的争名趋利,结合1924年11月11日孙的任命命令和蒋的年谱记录可观察出来。该日孙发令:“着许崇智任军事部长,蒋中正任军事部秘书。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以廖仲恺为党代表。”此令在蒋年谱中被改写为:“总理令新建军队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年谱与1937年3月印行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下文简称《先生》)“一书互校,凡蒋介石删改的重要文字,均照录原文,并加注说明”。这说明“党军”“秘书”之句,年谱与《先生》所记相同。1937年3月,正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久。西安事变期间,汪精卫匆匆从国外赶回国内,欲谋大位。在全民族抗日的重要关口,更需要从各方面树立蒋的领袖地位。选择这时印行《先生》,政治意味异常浓厚。正因为此,关键几个字的增减、更动,对蒋接班人形象的形塑作用重大——即从历史上找寻其熠熠生辉的光芒。其中的玄机,一是“党军”由泛指名词到专有名词的变换,二是“秘书”隶属关系变动背后的深远用意。

  先看“党军”如何由泛指到专指。在孙中山去世前,均未授予教导团以“党军”的特定专称,而是以“党军”的称号激励大元帅府下辖的所有军队。这当然也使体制无具体、明晰的建设路线。而蒋欲把泛指收缩为专称,但在各军的抵制下,一时也只能如此表述:“我们既名党军基础。”1924年12月28日,蒋还击其他军队对黄埔军校及其教导团欲独享“党军”名号的发难。1925年4月13日,“中央令军校教导第一、二两团成党军第一旅”。在此期间,蒋年谱基本上自称“教导团”,偶名“校军”,未有再呼“党军”者。国民党中央把“党军”称号专门给予教导团后,蒋改口称“党军”。此后较短一段时间内,“党军”名称由泛指变成了专指。这一转变,对体制的有利之处是明确了“党军”的基本原则,使体制建构有了清晰的标准。但党军、建国军围绕名号背后的军政利益,屡起摩擦。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决议“建国军”“党军”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1926年3月1日,在汪、蒋之争渐趋尖锐时,汪为了淡化蒋塑造的“党军”“嫡长子”的独特地位,特别在黄埔军校改组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时申明:“无论什么军队或军校,总是国民党的,都要本着党的政策去做,无所谓特别的党校,也就无所谓特别的党军。”后人如不细致对照相关文献,则被蒋的年谱所蒙骗,很容易认定孙11月11日专称校军为“党军”,这就正中蒋的下怀。

  “秘书”两字含义更深,事关继承人选这一重大政治问题。孙的令文中,蒋仅为军事部秘书;准确言之,是部长许崇智的秘书。而在年谱中,蒋删掉了有关军事部的语句,将孙令“简化”“篡改”为“总理令新建军队改称党军,任蒋中正为军事秘书”。结合前后语句,此处的“秘书”极易让人误解为孙个人的军事秘书。这一文字更换使蒋从部长的秘书升级为大元帅的秘书。这其实也极易理解,即蒋要为自己尽可能多地铺垫资历。

  蒋突出党的地位,有时是以党为挡箭牌,把党为己所用,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尤其表现在由军校保管、分配或占有商团、苏俄军械上。“商团缴械以后,黄埔军校就应用这批军械,成立了一个教导团。”觊觎俄国军械的军队更多,争夺军械的摩擦更烈。蒋介石在演讲中说:“听闻旁的军队说我们总理把枪械单拿给我们学校,不分给旁的军队,心里就很不爽快,并且还要问,为什么不分给他们?”面对质疑,蒋既借他人之口,又以使命感为由,给出了留用俄械正大光明的理由:“有人答他们就是这枪械是要练党军的……比方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下来要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样……又如政府要统一财政,就要把财政即刻交出来。这样我们学校的枪械,自然可以交给他们……自枪械到粤以来,本校应不应该招兵,自己有没有这个力量,来接受这件枪械,以副总理及以下各同志之厚望,本校是考虑再四的……随后想来,这个责任,若是本校长不担负起来,那我们总理对内对外的信用全失;以后更无成功希望。所以下了决心敢来承受这批枪械。”

  但是,当自身的利益、权力受到影响时,党就会被蒋搁置起来。这与党军体制日后的转向关联甚大。蒋有时不仅把总理、中央执行委员会等弃置一边,还要为自作主张找寻正当理由,甚至颇为自得:“我们军官学校,上面还要归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总理的节制。论起理来,什么事都要经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总理的节制批准才可以执行。但是我办事却不尽然,若果样样事都要等中央或总理的批准才敢实行,那末我敢断定军官学校必不能办到今日如此地步。”依照体制,蒋不应具备对军校和教导团的政治决定权。但是,廖仲恺没有承担起监军事务,这有利于蒋越界蚕食党代表的职权。孙又倚重蒋:“如果不叫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这就助长了蒋的揽权。领袖和党中央的节制,蒋均可有选择地“听令”。这意味着,军校、教导团的党军体制和党军关系,要以校长为核心,围绕校长而运转。

  军校和教导团对蒋实现雄心抱负有多么重要,从下面的话语中可以体会。12月28日,蒋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口气告诫军校官兵:“国民党的成败,完全在我们这个学校的身上。”孙北上后,蒋向军校官兵表露了“铁肩担道义”“舍我其谁”“睥睨天下”的“青云之志”。蒋很有政治头脑,处处不忘迎合苏俄顾问。他不仅表现得特别革命,呼吁官兵以主义为团结的纽带,乐于为主义而死。且高调向官兵“吹风”,要在军校和教导团大力推动党代表制:“中国军队,党代表制是第一回施行,本校长对此制度,志在必行,常以为宁可无军队,不可无党代表。”这既是对党代表制的肯定,更是对苏俄顾问工作的巨大支持。党军体制运行至此,似乎预示着美好的明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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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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