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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兆奇:敢将私谊哭斯人——悼念步平先生

添加时间:2017-05-11 11:01:32 来源: 程兆奇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2012年3月3日作为专家组长出席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东京审判若干重大问题研究”(程兆奇为首席专家)的开题会

  去年6月5日晚,步平先生请参加第二天抗战研究工程学术委员会的外地委员吃饭,南方的几位除了复旦的吴景平、南大的陈谦平、南师大的张连红等先生,较意外的还有似乎比我更不做抗战史研究的中大的桑兵先生。那天步先生气色不错,大家七嘴八舌,他也时而插话。席间不知谁起的头,谈起目前癌症研究的进展,步先生忽然说“不要谈这个话题了!”让人有点意外,因步先生从来都是温文有礼,不愿拂他人之意的。回想起来,当时步先生的实际情况比表面应该严重得多。因步先生2013年底已办理了调入交大的全部手续,所以分手时他还特地说了痊愈后一定会来,当时我口中虽说十分期待,心里其实清楚他离京来沪的可能已经不大。第二天开会,他发完言,向大家抱歉身体不适提前退会。种种迹象显示,他的病并未像稍前说的那样已经渡过难关。尽管如此,那么快离世还是十分出人意外!当时在微信中看到不少他的同事好友的追怀文章,自觉与步先生关系既未达到“亲密”的程度,也从未互送过一罐茶,一瓶酒,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所谓“私交”,所以虽然消息传来,不禁潸然泪下,还是觉得不宜喧宾夺主,急于作文悼念。近日承蒙高士华先生邀约,为周年纪念集撰稿,总算有了追思的适当机会。想到近年去近代史所,为了避免堵车,方便去南站搭乘高铁,几乎每次步先生都会在东四地铁站边上的隆福广场内的饭店请饭送行,一同的常常有杜继东(承骏)等先生,但最多的是士华先生,所以也借此机会对士华先生表示感谢。

  我和步先生认识较晚,初次见面是2000年在南师大的南京大屠杀讨论会上。交往渐多是在他去北京之后。

  中日联合历史研究开始后,去北京参加第一次咨询会。会前步先生电话来约时说:考虑到舟车劳顿,这次委员全部在北京遴选,但有关日军暴行、特别是南京大屠杀等中日双方分歧较大的问题,还是要集思广益,请各地相关学者一起参加。那天会议由荣维木先生主持,议程中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南京大屠杀。维木先生让我首先发言。我说我是敲边鼓的,南京大屠杀研究南京学者是主力军,还是请南京学者先谈。于是朱成山先生首先发言,接着发言的是张连红先生,我也谈了我的不合时宜的想法。中午《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的徐秀丽、谢维、杜继东等先生请吃饭,我没有参加会议聚餐,因此下午稍迟才赶到会场。到后看到讨论的话题仍是南京大屠杀。那天会议原定有七个议题,每个问题都非轻易可解,但半天过后仍在讨论南京大屠杀,可见此事确是难中之难。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包括许多方面,那天聚焦的主要是死亡规模。步先生之前曾说“上面”开了“不预设立场”的绿灯。但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似也颇感为难。因此说:“这样吧,我们就以东京审判20余万、南京审判30余万作为我们的结论吧。”我说这样的“好处”是避免朝野承受力的冲击,坏处是等于知难而退,将来回顾会觉得什么事也没做。(南京大屠杀是性质问题,不是算术问题,人人会说,但如坚持数字,便不能不证自明。这一问题在此不能详述。)

  回忆步平先生时之所以要记下这一幕,主要是想借以说明步先生贡献的特点。步先生去世后,看到近代史所网站刊出日本外相岸田文雄的唁电,称:“步平前所长作为日中共同历史研究项目中方组长,为增进日中两国在有关历史上的相互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岸田在中国网民的心目中是一个与安倍晋三首相抱持同样历史观的“右翼外相”,唁电当然可以视作“礼仪”,但如果没有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成果,岸田外相便很难有吊唁的理由。对于两国历史,尤其是近代日本侵华与伴随着侵华的暴行,两国的认知相差很大。既要达成共识,哪怕是最低的共识,又要坚守中国的底线,不仅需要足够的意志,同时需要足够的韧性,可谓十二分不易。共同研究的压力还不仅来自两国间的分歧,本国内部的异议有时会带来更大的干扰。日本右翼的深文周纳自不必说,右翼以外的挑剔也不在少数,如日本财团会长笹川阳平就称:学者参与这样的官方研究,让他想到的就是“曲学阿世”。中国国内同样,步先生说,共同研究的消息传出后,立即有网民警告不要落入日本的圈套。在这样的重重牵制下,顺利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学术”已不是努力的全部方面,甚至已不是主要方面。步先生的特别长处就是他的通权达变的“弹性”。“弹性”不能说与学术无关,但主要得之于他对人间事的复杂有深刻的体会。他到近代史所未能顺利评上博导的事我是早有耳闻的。按照时下流行的向着窄而深成果倾斜的学术评价标准,这样的结果并不出乎意外。但我也很快听说他主政近代史所后近代史所领导班子进入了最为融洽的时期。我绝不敢说惟有步先生才能主持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但主持这一众口难调、注定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步先生一定比许多优秀学者更为驾轻就熟,更能愉快胜任。

  步先生的“弹性”,并不是一味退让。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件虽不相干,但多少能说明步先生原则的例子。我曾写过一篇有关中共上海情报科李德生案的长文,文章的主体内容是复原上海情报科的史实。最后有一节谈“节”的“余论”,是借“上海情报科”的“酒”浇“节”这一心中的块垒,这一“余论”实际是之所以写该文的“本论”。文章投给《近代史研究》后,不久收到了退稿通知。编辑部负责人来电说:审稿人很认真,写了二页纸的意见,详谈了不宜刊出的理由;并说不是稿件的质量问题。我随即将文章转给了它刊,此事也早已抛置了脑后。大约过了一年,有一次开会的间隙,步先生说:“李德生那篇文章是我审的。主张不用,是因为那时正在开展‘先进性教育’,你的文章落脚点是对‘变节’的‘同情理解’,刊出不合时宜。《近代史研究》如果没让我审,我可以视而不见,让我审,我没办法同意。”作为匿名审稿人,步先生其实完全不必向我说明。此事很可以看出步先生的诚恳与原则。

  院系调整后,上海交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一个工科学校,八十年代起开始建立文科,二千年后学校倾注较大的力度支持文科,甚至打出了发展“全科型综合性大学”的口号。当然,因为底子薄,实际不可能向北大、复旦那样的文科老大帝国看齐,只能本着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针,努力在一些新的领域形成特色。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即是学校希望发展的一个重点。2011年中心建立前,教育部袁贵仁部长见面时表示,对中心的建设教育部也会给予支持。次年我随张杰校长与当时分管文科的郑成良副校长去教育部汇报中心等工作,希望中心能列入新一轮教育部基地的候选名单。当时还是社科司副司长的张东刚表示为难,但杜玉波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应该是常务副部长吧)表示“个人觉得”“应该支持”。13年着手申报准备时,我们即拟以步平先生作为主任,我则作为所谓“首席专家”充数。这里有一个插曲。前一年秋天的某日,张校长忽然来电话,说有急事,最好尽快见一面。我们约在徐汇老校区“总办公厅”(民国建房时镶嵌在门楣上的奇怪名字)他的小办公室,那天下着秋天少有的大雨。见面后张校长开门见山,说有人写材料去教育部,从政治上告我,问怎么回事?我简单谈了我的判断。他说:“好,学校要申报教育部基地,你作为负责人要避免被人诬告。明天马书记要找你谈,你向她说明一下情况,学校可以心中有数。”(第二天因马书记临时有事去京开会,由常务副书记苏明和我谈话。此事与本文无关,按下不表。)申报的事教育部一直没有确信,直到下一年才传出新增70个基地的较具体消息。由于自觉人微言轻,多少也是为免莫名其妙的纠缠,我向学校建议,应请步平先生来担任基地主任。同时考虑到国内总体研究不足,若想通过基地申报最好还能引进当今东京审判研究领域成果最丰硕的日本学者粟屋宪太郎先生(国内第一位以东京审判为博士论文的宋志勇先生的老师)。学校接受了这一建议。为示慎重,不久张校长还专程赴京与步先生见面。以后因教育部新增基地的计划取消,使此事不了了之。但引进步先生仍按原来设想进行,在13年底完成了调入的手续。当时步先生说,因抗战七十周年十分忙碌,要15年底才能正式到校。

  步先生去世后,学校在唁电中特别说到“我们痛失失去良师益友”,“是上海交通大学的损失”,这些看似的套话其实是我们发自肺腑的心声。从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之时起,步先生参加了中心的几乎所有重要学术活动,给予了我们多方面的重要帮助。在此只举一例。13年学校紧锣密鼓准备申报教育部基地,当时我和学校的几个主要文科学院的院长参加了分管文科的副校长徐飞(不久调往西南交大任校长)带队的取经团,先后去南大、北大、人大、北师大等文科强校及中国政法大学等文科专科学校调研,回来后徐飞说:按各校经验和教育部的分值,与重要学术机构合作为不可缺的指标,希望我们也能与重要学术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合作研究,谈何容易?好在当务之急只是有名无实的协议,不必劳驾外单位大动干戈,但换一个角度说,“有名无实”其实更为尴尬。最初我们觉得两个单位问题也许不大。一是人大法学院,因我们的学术委员会主任程天权先生当时是人大的现任书记(签字仪式之前卸任,时年已68岁);二是南大的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因这些年我们与张宪文先生交往频繁,宪文先生的门生故吏我们也都很熟。告知学校后,学校希望再签两家,并问社科院近代史所或法学所有无可能?我和王建朗先生不算陌生,但总觉得此类事难以启齿。步先生已退休也不便让他为难。最后还是给步先生去电说了此事。他的回答很爽快:“没关系,我去和所里商量一下吧。”没过几天,他来电话,说:“已经说好,可以签约。建朗太忙,走不开。小金会来。”又说:“这样吧,你们那里还有资源,抗战史学会也一起签个合作协议吧。”后来签约仪式时,金以林先生与步先生分别代表近代史所与抗战史学会也签了协议。

  人类社会的许多活动,狭隘地看多半没有意义,比如不算小事的中日联合历史研究,有些人从学术的角度认为看不出有何贡献,但仅就它为因“历史问题”陷入僵局的中日两国关系解套——把历史问题还给历史学家——而言,它的贡献就已十分重大。国家大事如此,签约这样的小事也如此。所以,我想如果天下多一些像步先生那样温文尔雅、善解人意、助人为乐的人,我们的世界一定会更加祥和,至少一定会减少无谓的消耗、冲突。

  准备交稿前,忽又想到还有些想说的话,但又想到稿约的意思是不要太长。就再说两句吧。

  步先生在调往近代史所前,曾有南行去南师大之想,他说他就是想摆脱事务性工作,教书作文,做一个自由的教师。办理调入交大手续时他也再三向校领导和我们表示,需要出力的事他会尽力,但来交大就是做一个教师,不兼任何研究机构的行政职务。步先生去世后,一次与张连红先生通话,大家都痛惜步先生的早逝。连红先生说:“当时我们学校已发了商调函,要是那时真的来了,他不会那么累,说不定就不会病倒。”我的博后乔志勇(现在暨南大学任教)得知步先生噩耗后说:“当时陪着步老师办入职手续,要去很多部门,盖很多章,交大闵行校区又大,学院、行政楼、食堂,都不近,但步老师看起来特别显年轻,精神也很好。走不少路也完全不显疲倦。太意外了!”我有时想,不要说03年去南师大,即使13年来交大,没有14、15两年的大忙,步先生一定不至于那么快离去……至今思之,犹令人扼腕痛惜、深感怅然!

  2017年4月23日

  2013年11月14日参加“东京审判国际学术论坛”闭幕式,右起为荒井信一教授、程兆奇教授、向隆万教授、步平教授、内海爱子教授、芝健介教授

  长期以来与步平先生有频繁交流,受益良多。此处截屏是2016年5月份讨论战后审判数据库时他的想法的一部分,他的回复从不敷衍,总是让人感到他的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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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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