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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述往:抗战胜利前后见闻

添加时间:2016-06-26 14:52:54 来源:网络摘编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前些年我曾在《文史拾遗》发表《我的抗战幼儿时代》一文,在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后,再做点补充。有些事情前因后果跨越1945年,甚至延伸到1949年,距今甚久,多数读者未亲历那场大战,或存疑问。故就所涉史实,征引当时有关文章报道及他人回忆,作为旁证。

   一、日寇战机对沅陵的狂轰滥炸 

我那篇旧文说我在娘肚子里就多次遭到日本飞机超低空的轰炸扫射,这事我怎么知道的?当然是母亲的讲述。旁证材料很多,随便在网络上便找得到。例如《日机轰炸沅陵纪实》(沅陵县情网一史海钩沉2008-12-3),摘要如下:抗战时期,湖南省政府大批机关迁来沅陵,县城人口由3万骤增至20万,成为湘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是战时的后方重镇。日军对沅陵的第一次轰炸发生在1939年9月30日下午,一共出动27架飞机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狂轰滥炸。据当年沅陵县长给省府的报告称:“查得卷桥口至总爷巷,又考棚街至何家巷及中南门河街、下南门河街商铺住户房屋约2221栋均被日机轰炸殆尽,在灾火现场中挖得尸体100多具,受伤人数400余名,财产损失100多万元。”自此之后,沅陵县城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目标,平均每月要遭受1-2次规模大小不等的轰炸。10月3日,24架日机扔下了200多枚炸弹,沅陵城里又添了17具尸体和120多名伤员。自1939年9月30日起,到1944年11月8日止,日机先后出动227架次轰炸沅陵,投弹1116枚。县城附近各地及官庄、柳林汊、安平乡遭受惨重伤亡及损失。计炸毁房屋3099栋,资金损失价值180多万银元,人口伤亡1075人,其中死亡360人。另据作家周健明回忆:“我随父亲周立波在沅陵居住,耳闻目睹了当时的惨状……几十架飞机黑压压的一片,接着便听见震耳欲聋的爆炸声。日机飞得很低,有的擦着树梢飞过,把树枝刮得朝一边倒,飞机翅膀上的膏药旗,清晰可见……沅陵成了一片火海,到处是房屋的倒塌声、人们的哭叫声。我们走到街上,只见到处是断墙残壁,一片瓦砾。炸飞的尸体东一块、西一块,一股恶臭味。”可谓人证物证铁证如山,石原慎太郎、安倍晋三、麻生太郎、小野寺五典们百般抵赖也徒劳。 

空军使得战争不分前方后方,日本鬼子欺侮我方没有制空权,不断采取“斩首”“剜心”的战术,攻我要害。我父亲所在单位盐务局是直属财政部的机关,战时不断搬迁仍得处在临时政治经济要地,造成我们家挨炸特多,下文还要谈到。这里顺便略提湖南盐务局的战时工作。那时湖南没有发现盐矿,仅有湘潭“膏盐”(开采石膏矿的副产品)年产几万担,杯水车薪,质量极差,故每年240万担食盐的供应全靠从省外调入。海盐产地早被日寇占领控制,井盐、湖盐产地远在数千里外,“因湘西北数度会战,津澧及滨湖一带,兽蹄踵接,敌艇纵横……(我局为)供应军食,冒敌人之炮火,与战士共存亡”,“风鹤频惊,交通梗阻,运销两项,均陷入极端艰危境地,而各县军需民食,经本局排除万难,悉力以赴,幸仍能适时供应……从无匮缺”(李熙元:《一年来湘区盐务之检讨与展望》)。 

二、衡阳保卫战前后的模糊回忆 

“局长赵君迈(按:长沙话‘迈’读‘曼’),不瘦也不胖……”赵君迈(1901—1988)是赵恒惕的堂弟,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土木系和诺维奇军校,是赵氏家族难得的文武全才。1932年一二八事变时就以少将旅长身份率部主动出击日军,统帅部竟以“违令”而欲加军法处置,被迫脱离戎马生涯。抗战时期他曾任湖南盐务局局长,颇孚众望,我的父亲(讳思训,字孟聪)是他麾下的运销科长(当时没有处长那一级)。我们租住衡阳西郊黄泥坳的农舍,一日我不慎从屋前阶沿摔下,断了左臂。局里调来他的轿车,我妈妈抱着我坐在后座,到市内医院急诊。照x光时感觉手又痛又麻,可能是漏电,因当时条件差,这台老旧机器凑合着用,所以我能记得。年底他调任衡阳市警备司令兼市长,算是重新获得军职(中将)。 

我还依稀记得夜晚日本军机来偷袭,遭遇中美空军飞机拦截,日机仓惶投弹,空中双方机枪射击,轰隆和哒哒之声不绝于耳。我们只好躲在堂屋的饭桌下,上面盖上棉絮,妈妈抱着弟弟,口里连连念着“观世音菩萨!”我今引一篇当时的报道:“衡阳……一向是遭受敌机蹂躏的城市,除了重庆没有第二个都市遭受空袭的苦难再比衡阳重,庐舍为墟,死人数千。”德苏战争爆发后,日本空军“七月底发动了一次‘闪击战’,狠心地要想扑灭衡阳的美国空军(飞虎队),因此发生了三天三夜七十二小时的大会战……”(小鱼:《美国空军在衡阳》)

1944年夏,日本军部为挽救南太平洋败局,决定“打通大陆交通线”,凭借“苏日互不侵犯条约”和苏联西线紧张无法东顾之机,抽调关东军精锐南下,6月侵占长沙。方先觉的第十军在衡阳抗击日军47日,付出了伤亡30万军民的代价,予日寇重大杀伤。此前赵君迈临危受命,安排市民支前和疏散。郭根祥回忆:春天,“赵君迈市长穿着他那油膏满了的灰色大衣,每天自己驾着汽车在衡阳街头来去”(《抗战纪念城——衡阳》),夏天,在第十军司令部,“赵君迈五短身材,脸部轮廓很清楚……(对记者说)‘(形势)绝对乐观!绝对乐观!’……‘第一步我们先疏散妇孺、物资,我已叫他们这样做了。第二步,除开壮丁以外都疏散……现在就是我们来(军部)接一接头,看是军事上需要怎样的疏散步骤。”’“(赵安排)一队一队的民佚,都是本地农民,带着自己的工具,在严肃地工作着(搭建工事,设立炮位)……它将用枪口和炮口代替嘴巴,向法西斯提出严重的抗议!”(邵慎之:《衡阳是怎样打起来的》)真是指挥若定,颇有大将风范。 

不料风云突变,对手是关东军,我方援兵不继,孤军奋战,粮尽弹绝。看看衡阳守军发出的诀别电文,感天动地:“敌人今天从城北突人以后,即在城内展开巷战,我将兵伤亡殆尽,刻再无兵可责堵击,职等誓以一死报党国,勉尽军人天职……此电恐为最后一电,来生再见。”(转引自郑一禾:《衡阳颂》)全国军民惊悉噩耗,人尽含悲:“我们正该像读《正气歌》一样,屏心斋沐,在悲壮的哀悼里,仰望那忠义贯天,壮士浴血的南岳……”(《衡阳战役的教训》)赵君迈在战争中幸存。解放后,1955年,中央特派李立三将赵君迈从香港迎回内地,连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中华体育总会副主席,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 

三、逃难湘西迎来抗战胜利复员

我家几经磨难颠沛流离,我们小孩也跟着吃了不少苦,逃到湘西所里(今吉首)。从此常德会战、雪峰山会战相继打响,日寇已成弩末,这里虽离前线只有几百里,但已相对安全。1945年年初,我就上小学了。学校是湖南第九师范附属小学,今查国立商学院老学长们画的地图,小学正好处在商学院院内。我与这些比我高了12年的“校友”在2004.年“重逢”,配合他们(都已耄耋之年)将各人回忆录汇集,加上我到国家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抄录的该院史料,编成《国立商学院院史》(百万字)印刷出版,留下了大量他们亲历亲闻的抗战流亡和刻苦学习的宝贵文字图片。我们当年的学习生活,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历史上是独特而骄傲的一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属极其罕见而辉煌的一章。例如大家熟悉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曾入选中小学教材),感人至深,但它只不过描述了19世纪普法战争结束,按屈辱条约普军“和平”进驻该校时的一幕,哪里能和中国师生临难不苟、历尽艰辛、“文军长征”到达内地、八年弦歌不辍相比?!其他亚欧非澳洲被日德意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地区,或者国土狭隘没有回旋余地,或则事发仓卒在敌军闪电战下学校来不及转移,只有中国108所高校有100所撤退到后方,湖南中小学转移的也不少。中国抗日是持久战,“抗战和建国并举”。正如冯友兰作词西南联大校歌“中兴业,需人杰”句子,直到今天与日本竞争,仍是人才培养的长期较量。日本军国主义刻意摧残我国文化教育事业,我们必须反其道而行,保护、发展和壮大学校教育,当年迁校是何等英明的决策。 

罗盛教烈士是第九师范学生,我有幸成为他的小校友。朱镕基总理曾就读的国立八中也办在附近。印象较清晰的,一是每星期一上午的“总理纪念周”,全校集会听校长恭读《总理遗嘱》和履行整套仪式;二是开全市学生运动会,体育老师领着大家作啦啦队,喊着“上山流水淅沥沥沥沥,下山流水哗啦啦啦啦,淅沥沥沥沥,哗啦啦啦啦,九师附小呀呀呀!”号子为运动员加油;三是全市大游行,学生队伍高唱“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和“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以及“起来吧,起来吧,祖国的孩子们!”还有“我们在太行山上……”请看,我们火热的战斗式的学习生活多么乐观向上。抗战胜利消息传来,学校已放假,没有通知初小学生参加庆祝游行,我们跑到路旁狂欢雀跃。 

1945年10月,我随祖父母和姐姐乘船经峒河、沅江、洞庭湖、湘江,回到长沙。临时住在通泰街忠信园,曾见日本俘虏在修马路。今引潘素封《衡阳武昌七百里》一文:“(长沙)街上不时见到卸除了武器的日军……在湘江边上,还有日人驾驶的汽艇,坐在里面的也是日本人,只是插在船尾的旗帜……改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了。听说在湖南境的日军,大部分是湘桂战争时从东北调来的关东军,人数有十几万人……当天皇决定投降的消息传到后,他们都争着抛售物资,一车一车的东西,都放在街心叫卖……军用的旭光牌香烟,还是充斥市面,足见当时存底之丰,其实这些都是中国人的民脂民膏积聚而成。”也可见我们中国人胸怀宽广,对放下武器的日本兵何等宽厚,不但没将其关人集中营折磨,还让他们出售财物。我家从本国商人手中也买了日军的一双牛皮靴,一条毛毯,还有几本信纸,褐色框印,右下角长方框内有“陆军”二字。因为抗战以来,内地只有土纸(毛边纸、草纸等),未用过漂白机制纸,现在用用日本战俘的军品,写写书信,遍示亲朋,大家也解解气。 

“长沙北七十华里的桥头驿,是他们的总部,敌酋坂西一良(中将)军团长就是驻在那里。他还有勤务兵,还有漂亮的会客室和办公室,虽然气焰全消,但究不比那般踽踽于铁路旁边替路局拾柴作燃料的小兵那样邋遢可怜。衡长公路也由日俘修理……全是没精打采的样子,老百姓从他们旁边走过,他们也知道乖乖地让路了……他们常把上面发下来的香烟杂物卖给中国人,得来的钱,全都用来买鱼买肉,有的连军大衣也卖了,穿着单薄。他们那种图一时舒适的个性,似乎可为他们贸然发动侵略战争的良好说明。”真是狭隘的岛民心性!

关于坂西一良(1891—1946),他曾留学德国并两度出任日本驻德武官;关东军作战课长、步兵学校校长、参谋本部部附(助理?)、华北方面军师团长,曾进攻太行山;大战末期任关东军第20军(辖7个师团,约8万人)司令官,南下击破汤恩伯部,在雪峰山会战受挫,退驻邵阳、衡阳。他的岳父是“第二代中国通”(中将),其弟弟(中将)、女婿(少佐)全参与侵华战争。坂西不久即患癌症死于南京。“有人建议把湖大的礼堂(按:应为湖南大学科学馆的会议室),即是日酋坂西献降书的所在,改作受降堂,以留纪念。”(按:此事我在2007年向学校领导重提,已将该室稍作布置并挂牌)试想中美英苏同盟国,哪一所名校曾经上演过这样威武雄壮的活剧?这也是全世界所有高等学校难以享有的殊荣!

四、岳阳盐务局仓库的日军物资

我家在抗战中最大的物质损失,一是我曾叔祖父(讳崇熙,字季纯,号沧江)的四十几箱藏书被毁于搬运路途。我国近代著名藏书家叶郋园与他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叶氏的墓志铭即由他所撰写。他的藏书虽然不能和叶氏相比,可也不乏珍籍精品,因为他在民国北洋政府时期一度担任过国务院秘书,常流连于琉璃厂书肆,不难想见这些书的价值。因他无后,我祖父是他唯一的亲侄,用我馆曹典球老馆长的话来说:“汝赓(我祖父的字),沧江犹子也(按:其实只小11岁)。”是当然的继承者。我祖父视这些书若拱璧。叶郋园死后其藏书被日本人山本购走很多,等于早就在日本文化界藏书界挂了号;文夕大火又烧掉了叶氏的观古堂印版,所以我家的书更显珍贵。出于担忧日本人闻讯寻踪抢夺,才冒险在战争条件下转移,结果片纸无存(是否日本间谍和汉奸所为?未能查证)。另一项损失是化龙池崇善里的房屋,未毁于文夕大火,却在日寇侵入长沙后惨遭拆毁。日寇摧毁中国文化,轰炸炮击中国各大学和各地图书馆,就是毁掉我们的精神家园,世世代代甘受它的奴役。狼子野心,何其歹毒!

我母亲那边更是家破人亡:外公脑溢血、外婆癌症相继逝世,病因是我唯一的舅舅(曹润琪)抗战时在湘乡(涟源)杨家滩(迁安化桥头河?)文艺中学读高中,卫生条件很差,身体抵抗力下降,患脑膜炎缺医少药去世。老年丧子对外祖父母打击极大,所以陆续引发不治之症。我母亲在抗战期间生了6胎,存活的只有我和弟弟,我一对双胞胎妹妹就是在杨家滩农村冻饿而死(缺奶水,冬天保暖不好),我妈妈也病体支离。国仇家恨,如何能消!

岳阳是外省盐运湘的第一口岸,1946年年初,我父亲出任岳阳盐务办事处处长。时值我母亲带着我弟弟奔丧料理后事去了,我一个人跟随父亲到了竹荫街盐务处(下面地图正中偏下有A字加圆圈处,岳阳楼派出所斜对面)。那里离湖边码头很近,以便装卸从四川或淮南运来的大量盐包,储藏在大盐仓内待运待销。我第一次看到那样高大的几座仓库(今查,是1936年新建的),单是仓门上挂的弹子锁,就有大人的手掌那么大,库内宽敞,盐包整齐地码着,堆积如山。因为日军占据岳阳长达六七年,先是将食盐作为控制城镇乡居民就范的手段,后来又将仓库用于堆放转运军事物资,所以没有破坏。我在课余无处可玩,见有一座已经清仓,暂时空置的盐仓库,大门敞开(以便通风换气)。我进去发现角落剩有一个大废品堆,我用棍子慢慢刺探拨开,看到生锈的钢盔、残损的牛皮子弹盒、刺刀套;还有十几支黑色塑料(电木?)制的、形似眼药水瓶(更大且较厚),上有凸刻“不冻液”三个汉字(日文)的小瓶,内可盛人液体。我至今不知它是用于皮肤防冻还是枪械防冻或是液体本身不冻?反正是日本军用品无疑。我拿回家作水枪,注入清水,按压橡皮头,水可射出一丈远。另外,有一支一尺多长的铁皮“枪”,圆形枪口特大(直径约3寸),枪管内有弹簧活塞,我用双脚踩住枪前部圆盘,双手抓住弹簧把,弓腰再挺身尽力将其拉开,端枪扣动扳机,“嘭”的一声弹簧复原。我猜想是施放某种药粉用的,大概还不是毒气枪,而是杀虫粉之类的东西(因为库内还有残破纸包的药粉)。此外,有似游泳救生衣,甚至防毒面具的残片一类的黄色橡胶片,不是我这小孩能识别的物品。可惜那些“不冻液”瓶我没保存一两支至今,留着日军侵华的罪证。 

五、汉口原日租界日本军官宿舍

1947年年初父亲奉调湖北盐务局,先行,母亲带我和弟弟后发至汉口,住进胜利街宿舍。这里有楼有底,两层西式建筑,红砖墙,屋顶盖机制红色平瓦(当时称“洋瓦”),地面是枣红色油漆木地板,有抽水马桶、浴盆,房内大床是弹簧席梦思。不过浴盆和床垫(席梦思)都有裂缝破损(我简直怀疑是日本投降时故意损坏的),我们用棕绷取代床垫,陶瓷浴盆添置有困难,便用莲蓬头淋浴,和木盆坐浴。这是我有生以来住过的高档房屋和享受其设备,直至改革开放集资建房才超出这个水平。地处汉口和平区(今属武汉市江岸区),近旁的几条街,全以名垂青史的抗日英烈命名,即张自忠路、郝梦龄路、陈怀民路等。郝梦龄是第一位抗日牺牲的上将军长,张自忠上将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军方面牺牲的最高军衔指挥官,陈怀民是1938年武汉空战飞机负伤撞向敌机同归于尽的民族英雄。“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我为与他们的英名街道相伴而自豪。屋侧的一条通往长江边的马路叫山海关路,也有深意,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东北沦为伪满洲国,山海关是抗日第一关,而且路旁有日本驻汉口领事馆旧址。今查,八路军、新四军驻汉口办事处也分别在胜利街附近。 

原来,和平区是抗战胜利才取的名字,《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这一带被日本侵占作为租界,藏污纳垢,甚么神社、妓寮、白面(毒品)馆、旅社,还有商社、银行、领事馆和警务军营,毒害和镇压中国人民。租界“三进三收”,让中国人民饱受屈辱。第一次“收回”是北伐战争武汉革命政府所为,但日本采取拖延战术不交,待到1927年发生济南“九三惨案”(日军杀害北伐军多名),国民党内也有人呼吁尽快收回,蒋介石却迫于日本施压而放弃。第二次是“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日本从租界撤侨,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等机构得以进驻利用房舍。待到1938年8月武汉保卫战打响,国民政府才正式将日租界收回,这些街道重新命名于当时(原来都是日本街名),可是10月日军攻陷武汉,租界仍然复旧,大批日侨转土重来。第三次是抗战胜利,日本侵略者才全部撤出,被我国将其遣返日本,和平区大地重光。 

1998年我到华中师范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一日抽空渡江,在江汉关附近登岸,重访阔别51年的旧居。不用问路安步当车就找到那“胜利街272号”房子(上图,画面上最靠近的台阶及窗户即曾属我家范围,右边墙外是胜利街),已经成了解放军湖北军区的宿舍。墙壁砖瓦门窗已显陈旧,外面挂着“原日本军官宿舍”的文物保护牌,里面住着湖北军区的家属。时已黄昏,住户人家在厨房忙碌,我不好打扰,只在屋里面稍微察看一下,室内外照了几张照片便离开了。如今,武汉市政府又将其作为“优秀历史建筑”稍加修缮和保护起来。据说明,该房屋始建于1910年(即辛亥革命前夜),为欧洲文艺复兴式建筑风格。1944年,美国飞机将武汉日本租界大部炸成断壁残垣,但这里和日本领事馆都无碍。所以我们能够切切实实享受一番抗战胜利果实,这也是人生有历史纪念意义的一页。 

六、宜昌所知抗战遗迹遗事轶闻

1948年年初,我父亲调任宜昌盐务办事处处长,那里是川盐和海盐交接的口岸。我们坐民生公司的“民族轮”溯江而上,抵达宜昌盐务处。办事处离长江边又很近,方便盐舶装卸和检查。我到附近天主教会办的益世小学读书。1993年秋我再来宜昌,参加第二届全国自然辩证法(理工科硕士生的必修课)讲课比赛,天时地利人和,我取得了最高奖(第一名)。明天就要去三峡作“告别游”(因三斗坪长江大坝建成后,不少景点将淹没),我匆匆去寻访益世小学校,问路人知已改名红星路小学。至于盐务局,我记得门口有石狮子一对,连同大院和房舍都没找到,我推想大概是今市政府招待所一带,已经做了很多改建,故认不出来。回顾对岸当年我曾在江边嘹望的山峰,如今已有大桥通往。 

在我心目中,宜昌在抗战时期的两件大事占着相当的位置,一是民生轮船公司卢作孚总经理(被任命为交通部次长),1938年冬在这里主持“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媲美几十万英军法军从法国敦克尔克滩头撤回英伦三岛),即抢在宜昌沦陷前,中国船舶将130万军民和100万吨军事工厂物资运往四川的壮举。我父亲的亲家李心兰先生,便是卢作孚的得力助手之一(财务主任),亲历这一气壮山河之役。上世纪80年代,小说《巴山月》(《长江三部曲》之二),形象地重温了相关人物事件。鄢国培这位长住宜昌、熟悉民生公司历史的工人作家,写的长江抗战运输场景让我十分感动。(上图为宜昌抢运纪实,激流巨浪将轮船部分舱面都掩没了。)盐务处和其专用码头应作为临时抢运组织机构的一部分;随后沦陷五六年,类似于岳阳仓库的遭际,也来不及再找人打听。 

另一件大事是张自忠在“枣宜战役”壮烈牺牲于宜城,侵华日军为忽悠中国军民,将他厚葬。被我军派敢死队连夜将棺木和忠骨掘出运回,途经宜昌,十万军民冒着敌军轰炸炮击危险,夹道公祭的场面。张自忠墓地在重庆北碚。我这时默默地在宜昌江边低回遥祭,后来又乘轮上下三峡,体验“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韵味,还到白帝城看刘备托孤之地,又到江陵登岸,考察了古城墙和参观了博物馆。“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对比改革开放时期和战争年代,真是新旧两重天,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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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臣勇
最后更新:2016-06-26 14:5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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