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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岁的衡阳抗战老兵:我拍出衡阳城"最后一电"

添加时间:2015-06-16 09:47:17 来源:华声在线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回忆中的卢庆贻老人。记者 范远志 摄

  

  抗战前的岳屏山,上面的“江西会馆”毁于衡阳会战。

  抗日战争前的衡阳城。

  衡阳步行街中央银行旧址,卢庆贻在此发出“最后一电”。

  睡在难民营的孩子。

  被战火损毁的“小上海”。

  70多年前的夏天,衡阳城里的生死之战震惊中外。2014年6月15日,本报与王选女士、央视《我的抗战》剧组等,陪杨光荣、卢庆贻两位抗战老兵赴衡阳祭奠先烈,圆了他们的梦。

  

  2014年7月2日到3日,都市周末记者再赴湘潭采访卢庆贻老人。据衡阳学者肖培统计,湖南省内亲历衡阳会战的抗战老兵,目前只剩下十几位。84岁老人卢庆贻的讲述,弥足珍贵。

  更多衡阳会战的细节,已由亲历者书写并留存。 1946年,参与衡阳会战的蒋洪熙回忆撰写了《血泪忆衡阳》。书稿于2005年由其外孙卢华磊整理出版,2012年6月再版。6月15日,卢华磊也与本报记者共赴衡阳参加活动。而这位年轻人与书稿的故事,同样珍贵。

  壹 小兵:“平时我最爱看古典小说,也看张恨水”

  从长沙灯笼街到衡阳北门军营

  小时候我住在长沙灯笼街,文夕大火后我们整个家族慢慢迁往湘潭。我父亲在我几岁时离家去了陕西,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一直跟母亲生活。十四岁那年,母亲也去世了,我成了孤儿。这一年,我刚刚高小毕业。

  我到长沙投奔伯父。这时,恰好守长沙城的方先觉开办报务员速成班,我报名成为方军长手下发报班里的一名小兵。虽然当兵辛苦、偶尔还有饿肚子的时候,但这里好像是我的第二个家。

  第二年,我随军参加了常德会战。大战结束后,第10军调往衡阳休整。1944年6月1日,我们乘火车到达衡山站,当天下午就行军到衡阳,我驻扎的军营在北门外面。

  衡阳会战之前是“小上海”

  那时衡阳城是国内第二大工业城市,被喊作“小上海”。我到达时,衡阳街头还完全维持了正常生活秩序。虽然日本飞机不停发动空袭,但商店的店堂还全都敞亮豪华,卖的东西花样也多,市面很繁荣。城内的车子白天开到郊外防空,下午就返城开店,一直到午夜,有些店子还通宵营业,有点“不夜城”的味道。街上有许多穿着时髦的女子,好像还有穿旗袍的,我太小,没敢细看。

  我们只有周末可以自由活动,我差不多每个星期都会和师兄们一起去看电影。有一部外国电影我很喜欢,叫《舐犊情深》,是讲母子情的,让我想起妈妈。喜欢看电影的衡阳老百姓也很多。

  业余生活:喜欢看小说,但还得学英语

  不过,平时我最喜欢的事还是看书,特别是古典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都看过好几遍。我还喜欢张恨水的小说。一放假我就去逛书店,开始是买,后来日本人围城后,群众慢慢疏散走了,我就隔三差五跑去直接拿书。

  业余时间我还得补习英语,我文化基础很不好,发报必须懂一些英文单词。当时有个老乡叫李镇湘,很照顾我,像大哥一样。每回两个人都有空的时候,他就来教我英语。1948年我们一起到广州,我当修理机器的技佐,他在通讯连当连长,后来听说部队要开去台湾,我就跟另一个同乡宋定国回了湘潭,当时我苦劝李镇湘和我一起回家,他还是跟部队走了,不知道现在还活着没有?

  贰 守城:“我这条命就是方先觉的那个协议里出来的”

  端午节,我躲在小金库里发电报

  1944年端午节是6月25日,天很热。国民党几乎不过节的,但是还是发了点肉吃。虽然已经围城了,衡阳城里倒还是一片过节的气氛,卖粽子、艾叶、菖蒲、白芷的都有,衡阳人也是欢天喜地,看着他们我很想家。

  衡阳会战开始以后,日本人的炮每天都是直来横打,横来直打,衡阳百姓的房屋打得八九不离十,再加上飞机轰炸,最后整个衡阳城烧得没有民房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发报站随军部移到了衡阳城中的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前面是营业厅,一个门面深、一个门面高。后面是金库,只有6平方米,头上四周都是钢板,就算炮弹真的落在上面,也不会伤人,可以说万无一失。我们的电台就在这里面,衡阳城与重庆、与友军联系全得靠它,这里除了我还有其他报务员和站长,一共是5个人。中央银行上面伸出一截3米高、T字型的天线接收信号。电台只有15瓦的电力,比现在的电灯泡还小,发报都要通过芷江空军电台中转才能到达重庆。

  金库后面是地下室,方军长和其他高级将领一般待在那里,地下室是中央银行本来就有的。当时衡阳大多数建筑都有地下室,躲空袭警报用的。

  方军长一直对我很和气

  方先觉这个人对所有官兵都要求严格,他自己更是一员猛将,原来是预10师师长,第3次长沙会战的时候,成功地守住了长沙的妙高峰。我们报务员天天都可以看到他,但都不怕他,尤其是我年纪最小,方军长一直对我很和气。但是对自己面前的连长、团长,他却几乎没有一点笑色,讲的话一是一、二是二,讲出来就要作数,部下没有不遵守他命令的。如果哪个做得不好,他就处分哪个,但从不开口骂人。

  日本人打着赤膊,全身只兜一条白布

  日本人打仗的时候有一种武士道精神,不怕死。当时我没拿过枪,也没在战场上正面碰过他们。不过刚开战的时候,我经常跑到中央银行三楼,用望远镜望战场第一线的五桂岭,亲眼看着日本人一个个打着赤膊,全身只兜一条白布,端着枪就往山上冲锋。

  不过这已经吓不倒第10军,经过长沙会战,我们都知道日本兵这一套。而且已经有了一套方法:看不见不打,没到警戒线不打,打不死不打。当时第10军主要来自国民党第3师的,从一九二几年北伐起就是一支很有信仰的部队。打仗是将领不怕死,士兵就不怕死,这是传统来的。第3师的工兵也很厉害,修出的工事当时就被喊作“方先觉壕”。日本人都觉得精妙绝伦。

  最后一天,我拍出衡阳城“最后一电”

  方军长和第10军守到第47天,衡阳城内已经剩下不到两千人,另外还有六千伤员和一些百姓,可以讲没有任何抵抗能力。城外的友军倒是有一万七,但是日军有十几万,他们一直打不进来。

  8月7日下午3点,司令部的参谋拿着电文到金库交代我说:“你把这个电报发出去以后,就把电台破坏”。电文都是密码,我并不知道这就是衡阳城的“最后一电”。这封电报发出去后,我们几个人自己决定:不遵守命令,留下电台,我们还想听一听会不会有友军的消息。但之后,从前每天都联络的友军74军、62军再也没有消息。我是在脱险之后,看到同事留给我的9号重庆《中央日报》,才知道方先觉“最后一电”的具体内容。

  那时,所有的武装兵都已经派出去了,方军长身边一个兵都没有。他与日本人达成了不杀俘虏、救治伤兵的停战协议,我这条命就是方先觉的那个协议里出来的。

  叁 战后:“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模一样,也很狼狈”

  日本兵管我们,日本宪兵管他们

  日本兵举着太阳旗子从衡阳城北门进城的时候,我正在中央银行门口。城里已经没有百姓,也看不到帮我们挖战壕、搬担架的民兵,满街都是穿军装的人。日本兵一来就要求我们所有人集合,当时军部只剩方军长的几个副官、一些文职人员、通讯兵、参谋和杂兵,高级将领都不在,被关到其他地方去了。

  日本兵都背着枪和刺刀,不过也并没有举起来指向任何人,因为我们没参加巷战的士兵都没有武器。日本的士兵好像也要归日本宪兵管,他们穿的衣服不同。

  看起来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模一样,几十天日晒夜露的血战以后,他们身上的衣服也很脏,看上去和我们一样狼狈。我们马上被带到一座衡阳的天主教教堂关起来,全城还有好几个俘虏营。

  其实日本人倒是不凶,但你的一举一动都要被他们管着,说不能乱走就不能乱走,大小便都要打报告,教堂门口还有机关枪把守。日本人讲话,我们听不懂,但有中国汉奸代为翻译。

  打死了两个日本兵,终于逃出衡阳城

  我在教堂只待了五六天。当时正好是“扮禾”(收谷)的时候,日本兵看我年纪小、脾气好,就选了我去搜粮食,和我一起被挑出来的还有20来个人。

  我们跟着日本兵出了城门,沿着军路(大路)往零陵方向一路向西。他们要吃饭,我们就割稻子,自己也吃一点;他们想吃点鱼啊肉,就指使我们抢老百姓的东西。我们这二十几个人,互相不能打讲(说话),但是我们都有一个默契:一等日本人松懈,我们就要逃出去。

  大路两边都是山区,非常高。白天有中国飞机轰炸,走不了,只能晚上走。有天吃过早饭,大队日本人都在休息,又要我们去山上抢老百姓的谷子,并派了两个日本兵跟着我们二十几个人,到山下日本兵分出一个与另外两个他们比较信任的中国俘虏兵留守,再让另一个跟着我们上山,一到山上我们就把他打死了。山下的两个中国兵也以二敌一,用步枪击毙了日本兵。我们一起往山里逃走了。

  当时山区有中国的游击队,日本人怕被伏击,不敢离开军路,也就没有追上来。当时我已经身无分文,方军长之前发的奖金全被日本人没收了,衣服只有身上的一套,之前收集的很多小说全留在了军营里。但是这一路上,只要有人家,只要说我们是守衡阳城的,老百姓就会很热情地拿出食物给我们,连肉都有。

  几天后,我们终于逃出衡阳城到达武冈,当时王耀武的第74军就在那里。

  采访手记

  “中国有几个方先觉?每个人都应该钦佩他!”

  卢爹一点都看不出有八十四岁了。每次下车我下意识想扶他,他总摆着手说不用不用。他走路稳稳当当,“我们种庄稼的人,就是身体还可以”。那天,他准备到抗日纪念碑前献花,许多志愿者争着去扶,他却很安静地让他们“架着”,什么也没说,更没做那个摆手的动作。

  我几乎没见过他太明显的情绪,总是淡淡的。只在别人听不懂他的湘潭话时,才费力地提高声调。这一点,他与另一位老兵杨光荣老人恰成对照。

  比如两人并排坐着接受献花合影时,闪光灯下,杨老腰挺得笔直,微微发红的脸上带着笑意;瘦小的卢爹却是一副在家里看电视的样子。后来,正式祭奠阵亡战友,杨老念着祭文,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掉;站在他后面的卢爹却只是垂手立着。过后,我问他听清楚杨老邯郸口音浓重的祭文没有,他轻轻一笑,“当然听懂了,他写得真好,到底是黄埔高材生,我非常感动”。

  卢爹有一个习惯动作:每次被问到不着边际的问题,会身子往后一仰,嘴里念叨,“那哦四(方言:怎么)可能咯”。但接着他还是平心静气作出解释。采访的人来了一拨又一拨,“您当时看到方先觉没?”“最后一电是怎么发的?”……同样的问题我都听得心烦起来,卢爹却还是每次都从头开始讲,且内容、声调没有任何变化,直到被另一个人的另一问题打断为止。

  卢爹家住湘潭市姜畲镇。他的黄黑色平房缩在一片广大的青色稻田之间,我提着东西,只敢紧盯着脚下的路。“明年这里就修通啦!”因为太害怕掉到水里,我没听出他这句话是高兴还是歉意。刚拐过最后一个弯,卢娭毑已经在屋前的小平地上招呼:“老倌子你就回来啦!”——我确信这是欣喜的声音。同时冒出来的还有几只鸡和一条狗,卢爹高大的儿子也走了出来。

  在乡间干净的空气里呼吸,我突然想起卢爹念念不忘的那位老乡,“不知道他跑去台湾干什么,回家多好”。经历了九死一生的青少年时代,做一个大地间普通的农民,就是他下意识追求的平和与幸福?可惜我无从揣测。

  不过,回来之前,在中央银行旧址门口,被问到方先觉是不是一个好将军时,卢爹突然大声说道:“中国有几个方先觉?每个人都应该钦佩他!”这是我贴身采访了他两天,唯一一次看到他激动起来的时候。

  ■文/实习生 王安琪

  相关链接

  蒋洪熙与《血泪忆衡阳》

  蒋洪熙, 江西泗阳人。1940年参加抗战,隶属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历经第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和衡阳会战。1944年衡阳一役后,重伤右腿,终生残疾。1946年,回忆撰写《血泪忆衡阳》,以纪念那些“长官、同事、尤其我那些忠贞的勇敢的子弟般使我永远不能忘却的部下”。1989年在河南去世。2005年,蒋洪熙的外孙卢华磊开始整理书稿并出版。2007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将此书翻译成英文,并与卢华磊合作共同完成图书《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于2012年6月出版。

  6月29日(第7天)

  22:30,日军阵地响起军号、海螺、牛角、瓷瓶胡笳、铜锣、大鼓、牛吼、马叫、喊杀声。火球、火把照耀如白昼,一群牛马、头角绑有利刃,浑身燃火,后面跟着红发、身着古怪服装,打扮成妖魔,向阵地扑来,阵地被踩毁,一片混乱。

  7月1日(第9天)

  夜,日军在湘江东岸的丁家码头、王家码头、粤汉码头集中兵夫高声吵闹,并将木锅盖、桌子等上边放上蜡烛,由湘江上游放下,造成强行渡江的假象,我军打了一夜才知道上当。过了几天,日军又将许多狗和牛放入江中,我军听到划水声,以为这次是真的是敌人渡江,又火力扫射,天明后我军下游守军将动物尸体捞上来统统吃掉。

  7月18日(第26天)

  入夜,明月当空,军长(方先觉)和幕僚在中央银行平台上赏月,唱《清风寨》一曲。江东岸日军打了好几枪过来。

  8月2日(第41天)

  深夜,1营3连1排2班班上(李)带领几个士兵,下河网鱼,被日军发现,误为要渡河,几十只手电直照河面,步、机枪一起射击,班长和1名士兵中弹身亡。幸存的扛了血淋淋的鱼回来,号啕大哭。

  8月7日(第46天)

  防守大西门的28团团长(曾京)看到敌人快攻到军部,带领几十个弟兄去救援军长(方先觉),请求军长由他们保护突出重围。遭到军长斥责:“你不要管我,你要守住你的阵地,赶快回去。”

  “我的亲人啊!”

  我刚看到它时,它还是破破烂烂、纸张发黄的残稿。装订在一侧的蓝色棉线已经脱落崩断时刻有散伙的危险。母亲带了老花镜让我帮忙穿针走线,认认真真地又“线装”了一次,这次是白色的棉线,和原来的蓝色棉线相交互映,反而给这个小册子增色不少。

  那是2005年的夏天,傍晚的小乡村,夕阳西下,炊烟袅袅,我躺在自家的平房顶上看书,前几天看了路遥的《人生》,现在又看《血泪忆衡阳》,看完后泪流满面,不自觉地握着拳头狠砸在屋顶沉痛地呻吟着,喊道:“我的亲人啊!”

  被书稿感动的我立刻去邻村的舅舅家借了电脑开始整理,那个夏天我和母亲一边推敲那些潦草的字句,一边流着泪打键盘。 (摘自王选、卢华磊:《1944衡阳会战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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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连梅
最后更新:2015-07-14 09:3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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