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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树 | 日苏博弈阴影下的九·一八事变

添加时间:2020-08-01 14:21:50 来源:流浪的橡树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伪满时期,日寇及东北伪军。

  东北,自甲午战争之后,到日俄战争,一战,直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一直是苏联和日本博弈满蒙利益的最重要、最悠关、最主要的地区。因而,九一八事变爆发,最为关切、震惊的除却南京政府之外,必然就是苏联。

  当时的中国,中原大战刚刚结束,整个国家正处于南北军阀混战状态,连年战火和灾荒耗尽国力,国家尤其孱弱。同期,随着苏联妆猪吃象,在欧洲方向几乎和所有邻国签署了合约,闷声基本完成了国内“一五”计划,更以掠夺和牺牲乌克兰等广袤国土的农村的代价,换来了苏联工业的崛起雏形。

  1925年,苏军完成了伏龙芝主导的军改,开始大规模换装。虽然苏俄国内经济疲软、饥馑不断,但是,牺牲民生,勒紧裤腰带换来的重工业化大发展的结果,催生了苏军海军、空军、坦克和炮兵、军事运输等现代化军种全面迅速发展。苏联已经初具军事列强雏形。

  当时,苏联刚才协商、签署了欧洲方向的若干和约,不便撕破脸面。因而,这个尤其看重扩张的新兴国家也就将国家扩张的方向转向亚洲。

  为此,苏联在向中国广州政府、西北军冯玉祥部派出军事顾问,插手中国内战之外,更是将完成军改、整装的苏军陆军总军力的五分之一,海军总军力的五分之二,以及近半的战机、火炮,都部署在环中国北方边境线上。

  苏联重兵压境,使得日军和张作霖都是非常敏感。苏联重兵压境和日军不断在东北为寻求最大利益展开外交,双重压力,使得张作霖难以应付。

  东北在事实上处于被苏联、日本夹击态势,庞大的苏军在东北边境线驻军,对东北局势巨大影响终究是显而易见的。

苏俄一五计划期间的红场。

  当然,要了解苏联对中国东北的企图,就得回到1924年,细分苏联对华政策。适逢苏俄内战结束,举国转入和平建设,列宁和莫斯科在欧洲方向几乎和所有邻国签署合约的同时,也把注意力转移到沙俄的传统侵略方向远东黑龙江流域及海参崴、库页岛。

  随着苏联摆脱革命初期的生存危机,莫斯科自食其言,《加拉罕宣言》失效,废弃,就此,莫斯科用美妙词汇点缀的对华庄严承诺,尤其退还沙俄侵吞中国领土的承诺,也就成为一纸屁话。

  《加拉罕宣言》的废弃,苏俄重兵驻扎中苏边境,苏俄扶持蒙古分裂势力,使得北洋政府与苏俄外交日益恶化,而中俄关系迅速恶化更是推动了苏联大佬们插手中国内政的决心。

  与传统沙俄以武装集团鲸吞蚕食中国满蒙地区有所区别在于,苏联在内战结束同年,即深度介入中国军政乱局,通常都是以派出顾问,输出军费,支援武器等等办法。

  到中国的北伐战争爆发时,苏俄最早授勋的五个元帅,已有两个被派往中国。其一,是布留赫尔元帅,即著名的加伦将军。此人在宁汉合流之前,即为北伐战争中国共北伐军队最重要的决策者和指挥者。不是之一。与布留赫尔元帅相关的黄埔军校、南方革命、北伐战争等,这些故事不算陌生,在此不赘述。

  其二,是叶戈罗夫元帅。他与布留赫尔元帅同期抵达中国,以元帅军衔就任驻华武官,既负责莫斯科与北洋政府外教,也是中国北方“革命力量”的军事负责人。叶戈罗夫元帅是策动郭松龄兵变的主要决策者,他在中国与冯玉祥等人合作,成就斐然。

  后来,随着在北方中国革命风头最劲的郭松龄在革命失败后遭遇处决,剩下冯玉祥得到苏联军援专宠,更是独领风骚。

  在得到莫斯科源源不断的军事、资金援助后,在曹锟、吴佩孚胳肢窝里不算起眼的冯玉祥日渐坐大,冯系西北军更是迅速崛起,成为直、奉系武装集团争霸北洋政府的头号对头。

  1926年初,北伐战争开始。

  当时的张作霖只得和吴佩孚达成妥协,直奉联合,既要向南作战,也要与冯系军队在北方作战。就此,自满清终结后勉强维持统一的中国,就此陷入空前的、全面的军阀混战。国力孱弱,四分五裂的中国,在苏联、日本虎视眈眈之下,如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最为生动的诠释。

  1926年春,奉系军阀平息郭松龄兵变,控制平津,成立了安国军政府。在短短二、三年间,苏俄先后策动、援助郭松龄、冯玉祥等武装集团与直奉北洋军为敌,因而,张作霖和吴佩孚等人对苏俄认识越深,恨意也就加深。

  苏军最初的五大元帅伏罗希洛夫(中)、布留赫尔(后右)、布琼尼(后左)、图哈切夫斯基(前左)和叶戈罗夫(前右)。其中,布留赫尔和叶戈罗夫两人,均插手中国军阀混战。

  于是,在函商欧美外国领事团后,张作霖以《加拉罕宣言》苏俄自行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及领事团认为苏俄使馆牵涉介入间谍活动,不受《辛丑条约》保护等等理由,派出军警,搜查东交民巷苏俄大使馆,并在苏军营房缉捕了多位中国人。

  4月,北洋政府悍然处决了在这次行动中,在苏俄大使馆内抓获的20名国共人员。就此,奉系军阀与苏俄的矛盾迅速激化。当时,奉系方面向报界披露,他们在苏俄大使馆内搜查缉捕藏过程中,不仅查获匿大量藏军火,还获取大量苏俄及莫斯科国际插手中国的联系证据、指令。

  为此,张作霖和京师警察厅整理编辑这些资料,不仅广发中外记者,还专门出版《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既送各国政府,更在市场卖书赚钱。中外舆论为之哗然,苏联苦心塑造的国际形象不免轰然倒塌。

  事态继续发酵。

  在奉系的北京行动影响之下,苏联在奉系势力之外的驻北京、广州、上海、汉口等地的外交机构也是纷纷遭到袭击。更多的、大量的苏俄深度染指中国军政资料被查获,传播世面,苏俄难堪之极。为挽回苏俄形象,莫斯科急电召回叶戈罗夫元帅,并要求布留赫尔等头目尽快销毁自己的档案,要求驻华机构尽快检查所存档案,销毁可能有损苏俄名誉的文件。

  随即,苏俄又下令召回了布留赫尔元帅。

  此后,莫斯科方面要求驻华的苏俄各外交机构,应及时销毁所有往来档案,最多只能保留本月的书信往来。这一事件,对中、苏、日三国的东北局势预埋了极大的影响。

  当时,苏俄数年布局中国的庞大、繁杂、缜密的地下情报网络,在一夜之间几乎全盘崩溃。莫斯科为此肯定十分愤怒。

  布留赫尔和叶戈罗夫两位元帅在回国后,均在肃反运动里遭到清肃枪毙,难说没有搞得中国情报网全盘崩溃的原因。在苏俄、日本虎视眈眈中,奉系虽然在这件事上对付苏俄取得极大的成功,却还是无法同步应对日、苏双重压力。因而,奉系在对付日本方面,还是出了纰漏。

  一战之后,因为中日关系一度紧张,日本在1918年修订国防策略时,恢复了把中国列入日本的假想敌国。日军在假想敌国的排序上,将中国排在了俄国、美国之后,成了日本的排名第三的假想敌国。

  于是,日本每年既要制定对华年度作战纲要,也制定相应的对华谍报计划。日本和苏俄一样,大致也在1925年完成了以战机、战车、火炮、机枪装备陆军的军队现代化改革和国家总动员战争体制。在宇垣一成主持下,践行日本大陆战略的主力集团日军关东军及朝鲜军率先并且全部完成军改。朝鲜军由此也就担负起支援关东军的战略任务。

  几乎同时,辅佐张作霖父子的奉系智囊杨宇霆,在主持东北现代化军工布局后不久,死于奉系军阀内部的最高权力博弈的内讧。

  杨宇霆是东北军大佬里面少有的头脑清醒的人物,也是东北军整编和换装现代化武器的主要倡导、鼓吹者。杨宇霆被杀,使得东北军数十万大军在拥有配套的东北军工,仓储的自产、进口武器等等堆积如山的条件下,终于错失由近代化向现代化进行换装、军改的最后机会。

  东北军的东北军工和海量的现代化库存武器,最终,都在九一八事变后,落入日军手里。就此,因为自张作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入关,以及后来的张学良介入中原大战,数年之内,东北军忙于内战,未及整编、换装,却始终还是属于近代化军队。

  近代化的东北军与现代化的日军之间,战力差距继续拉大,落差几达一个时代。就此,日本陆军也就有了竹刀可以砍翻东北军的叫嚣。

  可以说,中日两军存在这样的落差,正是日军敢于主动发起九一八事变的军事前提。

918事变,日军不战而占领吉林东北军军械厂。这也是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最大的兵工厂之一。

  当时,中日之间,不仅是军力拉开了差距,日本在东北的谍报机构同样迅猛发展。到九一八事变前夜,日本在东北拥有伪装成商贩、医生、学者、旅行者等的特工,往往数以千计。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满铁,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满铁成立于1906年,表面上是一个铁路经营公司,隐秘目的却是用尽办法搜集情报。最盛时期,满铁一家,便有各色情报人员达4500人。此外,日本人也往张作霖身边派遣顾问。大大小小的各种顾问,说到底,也是日本情报机构对东北渗透的特工。虽然不如苏联对中国内战采取明火执仗的干预,日本对东北的挤压,却是同样鬼祟,且咄咄逼人。

  苏联在1927年后,因为中国各地的抵制和世界舆论,不得不收敛、隐蔽其侵华国策。此后,张学良推行“革命外交”,苏联借机发作,派兵入侵东北,引爆了中东路战争。以现代化苏军对抗近代化东北军,中东路战争结果毫无悬念。因而,苏联与东北军张学良再次撕破脸面,两家成为世仇,再无调和余地。

  毕竟派兵打进了中国东北腹地,苏联多多少少都会顾忌国际影响,战后,不得不收缩势力在黑龙江以北、以东,同时,要求派出机构活动也局限在中东路各种苏联企业之内。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苏俄短暂失去了插手中国东北的机会。到了1931年前后,苏联开始稍微收敛野心,在东北留下的势力空间和想象空间,也就为日本在东北扩张提供了机会。可以说,中东路战争之后,苏联迫于世界列强压力不得不暂停若干活动,使得日俄在东北势力出现失衡,在军事上为日军毫无顾忌而敢于发起九一八事变,提供了军事上的主因。

  当然,以东北军当时军阀头头们的素质和眼光,根本无法准确判读当时的东北局势。尤其在张作霖不明不白身亡,杨宇霆与常荫槐被杀,东北乱局再无强人主持之后,继承人张学良偏又自信爆棚,爱国热情高涨,勇踩东北危局的油门,危险扑面而来,可想而知。

  中东路战争惨败后,张学良并没有在对苏俄推行“革命外交”失算中进行反思。反而,他更热衷入关夺利,当然也就无心斟酌、修正奉系军阀对日本的“革命外交”。不出意外地,皇姑屯事件、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也就不清不楚地接连发生了。张学良的“革命外交”与日本愤青碰撞,各自以爱国热情,擦出了愚蠢的火花。最终,蠢人之火花掉在了中国东北的火药桶上。

  当时,在日军愤青看来,张学良反正都是软蛋。既然,苏军可以在中东路做初一,日军又何尝不可以在南满铁路做十五?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一群低阶层愤青们发起的事变,让苏俄异常恼火。

不战而降,正被缴械的东北军一部。

  本来,在集中化原则改造后,根据斯大林要求,莫斯科国际及其驻各国的组织、机构均服务于苏俄对外情报工作。十分高效。

  然而,到1928年初,苏俄外交主要负责人李维诺夫受命通知莫斯科国际,要求其不得在苏联驻外使领馆从事情报活动。随之,莫斯科国际和其他所有苏俄情报机关、小组在华的一切活动,受命紧急转入地下潜伏状态。

  在得知日军挥刀切下自己在远东一直垂涎欲滴的大蛋糕时,苏俄和莫斯科国际的各位大佬虽然心急如焚,但是,他们对日本军队、事变经过、张学良及中国的应对等等情报一无所知。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斯大林远在黑海度假胜地索契别墅。

  由于东北是苏俄在远东根本利益所在,苏俄及莫斯科国际大佬们连夜会议。负责汇报东北态势的加拉罕满头大汗,会议只能以各国媒体报道进行事件分析,自然议而无果。

  反之,事变爆发后,日军各路特工撒开脚丫子就往黑龙江乱窜,不断向苏俄散布关于关东军的虚假消息,以及日军准备由本土、朝鲜向东北调兵5个师团的虚假消息。

  事件爆发时,中苏边境线上,苏俄远东特别军拥有第21、第35、第36步兵师、太平洋第1步兵师、阿穆尔第2步兵师、第5独立骑兵旅及第9独立骑兵旅等主力。

  然而,日军间谍、特工们的这些乱纷纷的虚假消息,还是震慑着苏军近10万精锐裹足边界,不敢越雷池一步。

  显然,张学良最初的不抵抗,其实多少都有借苏俄去以夷制夷的意思。可是,始料未及的是,苏俄眼睁睁看着规模很小的日军冲过中东路,并没有任何的动作。

  小股日军大摇大摆向黑龙江苏俄传统利益地区开进。

  被日伪军警搜捕抗日志士。1931年9月19日,张学良大言炎炎声称:吾早下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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