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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证言能否成为历史证据? ——情感史研究对近现代史学的三大挑战

添加时间:2020-07-24 16:47:10 来源: 社会科学战线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王晴佳,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美国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

  1944年2月的一天,一些日本军人来了,命令所有17岁以上的女孩列队,让他们检查,然后他们留下了其中16位。她们呼喊、哭泣,但还是被带走了,送入了一家妓院。

  第二天,日本人命令这些女孩做“慰安妇”。3月1日,(慰安所)开门,日本军官上门了。这些女孩躲在餐厅的桌子底下,但被拉了出来。在军用刺刀的威胁下,她们反抗无用,都被强奸了。

  之后的每一天,每间房间里都传出了哭喊、抽泣和暴力。我试图将自己的头发剃掉,但还是于事无补。我甚至还被来检查我身体的军医强奸了。3个月之后,我才被释放,坐火车转送去了一个名叫博噶尔的集中营,与我的家人重聚了。

  上述的证言是由一位名叫伊妍·奥赫恩(Jan O. Herne)的荷兰女子在1992年访问日本的时候提供的,讲述的是她在二战期间先是被关进了集中营,然后在集中营的某一天出现了上面描述的一幕:她被日军将士强逼做了“慰安妇”。她的上述证言被收入日本史家秦郁彦所著的《慰安妇和战场上的性》一书。

  “慰安妇”的研究目前已经成了一个国际学界关注的课题。但其研究的历史并不很久,也就大约30多年而已,而且学界对“慰安妇”这一称呼的理解也有争议。本文所用“慰安妇”打上了引号,是因为日文中的“慰安”原意是“安慰、慰劳”,“慰安妇”由此似乎指的是给人“安慰”的妇人。其实“慰安妇”是服务于日军,让其士兵发泄性欲的妓女。而与一般意义上的妓女不同的是,许多“慰安妇”被强征加入,在为日军服务期间失去了人身自由,也没有获得报酬,所以中文和国际学界大都视“慰安妇”为日军的性奴隶。不过,虽然有这一共识,但大多数论著仍然沿用“慰安妇”这一历史名称来特指这些在二战中服务于日军的女性。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以尹贞玉为首的一些韩国学者发起了对“慰安妇”的研究,其关注点放在寻找过去的“慰安妇”并收集她们的证言上。这一工作并不容易,因为不少过去的“慰安妇”,不愿回忆、直面她们之前所经受的这一羞辱的过去。1991年开始,这一情形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韩国妇女金学顺(1924—1997)第一个站了出来,向公众讲述她如何成为“慰安妇”的经历,并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寻求赔偿。在她的影响下,韩国和其他国家的“慰安妇”也渐渐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回忆了她们在日军的铁蹄下,沦为“慰安妇”的种种悲惨经历。中国的“慰安妇”也不例外。自那个时代以来,一些中国幸存的“慰安妇”也向人们讲述了她们羞耻的过去。2004年,经过了十年左右的调查、采访和整理,日本学者石田米子、内田知行编辑了《发生在黄土村庄里的日军性暴力:大娘们的战争尚未结束》一书,其中收录了中国山西“慰安妇”的十多篇证言。主编石田米子为历史学家,内田知行则是社会学家。中国“慰安妇”研究专家、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苏智良也收集、整理和出版了不少中国“慰安妇”的证言。苏教授的有些论著是与他的妻子陈丽菲合著——苏、陈夫妇均为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

  可是,收集和出版各国“慰安妇”的证言,只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慰安妇”研究的一个部分。而且,虽然有上述历史学家为之努力,但也有不少他们的同行对这些证言能否成为确凿的历史研究证据,持有保留甚至批评的立场。特别有必要指出的是,在那些对“慰安妇”口述证言的真实性持有谨慎态度甚至保留意见的日本史学家中,既有积极倡导“慰安妇”研究的史家如日本学者吉见义明和铃木裕子,也有对“慰安妇”是否被强制沦为性暴力牺牲品持有怀疑态度的秦郁彦,更有那些明显持有右翼立场,竭力否认“慰安妇”制度存在的西尾幹二、藤冈信胜等人。曾任中央大学历史学教授的吉见义明可谓日本“慰安妇”研究的先驱。他在金学顺等人发起对日本政府的诉讼之后,于1993年与人一同成立了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1995年吉见义明出版了《从军慰安妇》一书,反响甚大,不断再版,销售高达8万余册。在日本和国际学界,吉见义明的这本书成为“慰安妇”研究的奠基之作。不过吉见义明在书中指出,他希望找到更多相关的日本和外国的“官方资料”(日文“公文書”),因为现在所发现的此类材料只是“冰山一角”。而他主持的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主要以搜寻日本政府、军队残留的史料为主要任务。显然,吉见义明虽然认可“慰安妇”证言的重要,但同时又主张这些口述史料是否确凿无误,需要其他史料特别是档案文献的佐证。

  而对“慰安妇”制度是否为日军所建立持有怀疑态度的秦郁彦引用“慰安妇”的证言,其目的是检验、考核乃至批判她们的回忆是否可以成为历史证据。比如秦郁彦在书中仔细比对了金学顺做过的3次证言,列表指出了它们的异同。他在表中标出,金学顺的3个证言有8处不同,有的十分琐细,如金对自己的生年有时具体到月、日,有时则没有。而值得注意的是金成为“慰安妇”之前的生活。金学顺有时说是为母亲卖做“妓生”(朝鲜人对艺伎的称呼),有时又说自己在平壤的妓生学校学了3年。而金学顺如何成为“慰安妇”也有细节上的不同:有时说她为养父所卖,有时又说养父为日军怀疑为间谍,她连带受害,被拖进了“慰安所”,失去了自己处女之身等等。另外,秦郁彦还指出金学顺的3次证言,都提到了自己“现在的心境”,其中差别比较大。她有时说自己生活乱七八糟,身心俱裂,有时则说日本政府不愿道歉,让她心情郁闷,有时又说自己讲述了过去的经历之后,感觉心情好了不少。

  的确,口述证言与政府档案相比,自然有明显的差别,首先就是其中的内容是否包含情感的描述。在上面提到的著作中,包括石田米子和内田知行对中国“慰安妇”的取证,其中呈现的证言大都直接、简略,没有太多情感层面的内容。这里的一个可能是,那些“慰安妇”在讲述她们这段过去经历的时候,由于事过境迁,没有加以描述。但还有一个可能是,她们讲了自己的愤恨、羞辱等情感的起伏,但记录者或许视作多余,或者生怕影响事实的陈述而选择没有将之记录下来。由此,上述金学顺对自己“现在的心境”的描述,或许是一个例外。而伊妍·奥赫恩形容在日军的“慰安所”里:“每一天,每间房间里都传出了哭喊、抽泣和暴力。”这样充满情感的描述出现得虽不太多,但显然与公式化的档案记录相比,证言还是会保留更多情感层面的内容。

  口述证言与政府公文记录的第二个差别是,口述证言的确常常出现前后不一致的情形。秦郁彦指出金学顺3次证言有8处不同,就是一例。而其中的第8项,也即她对“现在的心境”的描述,似乎更加明显地表露出不一致的地方。如果细究一下,那么奥赫恩的证言也显得有所不一致。她开始时用第三人称的口吻描述,然后又突然变成第一人称,将自己置于所讲述的内容之内了。

  此外,虽然对话者、记录者会有所删选,但口述证言生成之后还是会包含口述者类似“现在的心境”这样的内容,这与政府文献记录产生了明显的不同。易言之,过去的文献记录基本属于过去,这一属性不会变化,而口述证言在过去与现在的关系上,其属性必然有点模糊。因为口述证言是一种回忆、记忆,也即从现在的某一时刻重新讲述、重构过去某一时刻发生的事情,因此证言是过去和现在互动之后的产物,并不单纯属于过去。

  如此,本文便回到了标题所提的问题:口述证言能否成为历史证据抑或能否当作可靠的证据?由此出发,笔者希图就当代情感史研究的兴盛而对近代史学传统所提出的挑战,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阐述,借此讨论当代国际史学界出现的与情感史研究相关的一系列新现象、新学派,如何更新和改变了史学观念、史学方法和历史书写。

  一、档案文献与近代史学观念

  上面的讨论已经指出,口述证言与文献资料存在比较明显的不同,而对于史家来说,似乎后者显得更为确实、牢靠。这一对文字记录作为历史证据的偏好,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古已有之,但在近代生成、奠定的一种史学观念抑或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自18世纪以来,世界各地文化产生了比较大的互动和交流之后,不少人士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和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明最具历史意识,因为两者都保留了不少有关过去的文献记录。其他如非洲、南亚次大陆和大洋洲等地的文明,则被视作“没有历史的文明”。而从史学的起源着眼,西方和东亚文明时间跨度上也相仿。西方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公元前425)略晚于中国的孔子(约公元前551—公元前479),不过如果将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公元前86)视作中国的“史学之父”,那么希罗多德及另一位古希腊史学的奠基者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公元前400)则又比司马迁和班固(32—92)早了好几个世纪。但造纸术在汉代的发明,应该对史学和整个文化事业,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史学在汉代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繁荣的局面,而在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政局动荡、经济衰退,但官方的编史馆开始出现,其重要的职能就是搜集、整理文字史料。隋唐统一中国之后,官方修史由此渐渐成了一个既定的传统。唐代的史家能编纂多部史书,显然与前代的文化积存形成了密切的关系。《汉书·艺文志》记载有13 269卷书,《隋书·经籍志》则记录了36 708卷,而《新唐书·艺文志》则说那时一共积累了53 915卷书,其中唐代人士著作有28 469卷。这些统计数字可以让我们大致了解文献著录于中国文明之重要性。受其影响,东亚其他国家也注重文献著录,如日本最早的史书《六国史》,就是唐代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如果汉代可以与西方的罗马帝国相比仿,那么后者的建立虽迟于前者,但延续更长。在汉朝灭亡的3世纪,罗马帝国分为东西两部分。西罗马帝国灭于476年,而东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1453年。罗马人不但继承了包括古希腊在内的古代文明的遗产,而且借助其国力之强盛,加之发扬光大。罗马史家李维(约公元前64—公元12)和塔西佗(56—120)所撰的史书,都借助了政府收集的材料。这些文献资料主要著录在纸草和羊皮纸上面,后者的工艺不断改进,其保存期比纸更为持久。不过,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对欧洲古典文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长达一千年的欧洲中世纪,其文化并非一团漆黑。基督教的兴盛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修道士中出现了不少博学之士,修道院中则藏有大量的图书。以其数量而言,中世纪欧洲保存的文献,并不亚于古代中国。

  自14世纪开始,欧洲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其目的是恢复、重振古典文化。文艺复兴的产生,受益于那时意大利几大城市出现的繁盛的商业活动,又与那时印刷术的普及以及拜占庭学者和希腊文本在拜占庭(东罗马)帝国的灭亡之后流向意大利和南欧,产生了很大的关联。前者促成了从写本文化到印刷文化的转变,刺激了对“精确学术”(exact scholarship)的兴趣,而后者则抬高了“文字学”(philology,亦可译作“文献学”)的地位,使之成为鉴定文本真伪的手段。的确,与写本文化相比较,印刷文化无疑更注重文本内容的精确无误,于是学者采用文字学等方法鉴定文本采用的语言,确定其生成的年代,而与之差不多同时出现的博古学(antiquarianism)则有助于他们考核、确证文献记载的内容。

  与东亚文明相较,欧洲文明基本没有官方修史的传统,在政府档案的保存和整理上,却也源远流长。在文艺复兴之前两个世纪,欧洲学者、史家就已经开始采用教会和王国的档案资料来写作历史。文艺复兴之后逐渐完善的考订史料方法,则让19世纪的史家更为注重使用文献资料,因为自那时之前不久开始,各国纷纷建立了国家档案馆,并开放让史家和其他人士使用。19世纪又见证了历史研究走向职业化的过程。因此,档案文献的使用与近代史学的建立,形成了相辅相成的关系,也造成以此为史料基础写就的史书,往往是围绕一个民族国家的国别史。德国史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被誉为“近代科学史学之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写作了多部民族国家史,是这一史书体裁的奠基者,同时他以倡导使用档案文献著称。

  兰克及其追随者强调档案文献的重要性,基于一种史学观念,即档案文献是一手资料。因为档案所记录的内容,产生于过去的时刻,并凝固在那一时刻,参与者不再有更改的机会,因此最为珍贵、真实。如果将之与一个人留下的材料相比仿,那么档案就像是那个人当年写作的日记和书信,存下之后就没有更改。而与之相对照,那个人在事后的采访记忆及晚年写成的回忆录,其生成本身掺入了现在的成分,不是完全来自过去的内容。

  在兰克眼里,正是由于采用了纯粹属于过去的档案史料,近代史学才具有了“客观性”和“科学性”。他本人的成名作是1824年写成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此书为他赢得了柏林大学的教职。但此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兰克从民族国家的视角回溯历史,而且还在于他在序言中提出了史家应该“如实直书”的崇高理念。所谓“如实直书”,就是要史家从事实出发、让事实说话、不偏不倚地写作历史。从这一理念出发,兰克在书中加了一个《近代史家批判》的附录,对他之前的历史论著提出了直率的批评。他批评的重点就在于以往的史家,包括马基雅维利这些名家,往往人云亦云,没有充分运用档案这样的史料。兰克在晚年重版《近代史家批判》时指出,他写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时候,“档案资料开始变得丰富完备了,新发现的史料不断涌现”,为人们提供了“新知识”。“我所写的这本书,正处在新知识开始涌现之际,在它出版之后,新知识便源源不断地喷涌而出了。我后来的著作恰恰是因充分占有档案资料而形成的。”他坚信,“资料的丰富并不会阻碍、反而会促进一般的见解,因为我们的理想总是把历史事实公布于世”。由此可见,兰克将档案史料大致等同于“历史事实”,又把揭橥事实——“如实直书”——视为近代史家的首要任务。

  这种在历史研究中对呈现“事实”的高度重视,反映了科学主义在19世纪欧洲的广泛影响。英国史家爱德华·卡尔(1892—1982)在其影响甚广的《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就写道:“十九世纪是个尊重事实的伟大时代。”而他指出,当时人对所谓“事实”的定义就是:“事实,就像感官印象一样,从外界向观察者袭来,是独立于观察者的意识之外的。”然后,卡尔又引用一位新闻记者斯科特的名言:“事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意见却是不受拘束的。”从这些定义来观察史家所用的各种史料,那么档案资料显然最为接近“事实”。它不但是一手史料,而且与其他一手史料相比,最少掺杂了观察者的“意见”。于是,自19世纪始,史家采用档案文献写作,成为一种让人尊奉的史学观念。

  由此背景,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当代的“慰安妇”研究中,日本史家比较侧重政府文献的征引,而对“慰安妇”的口述证言,持有怀疑甚至批判的立场。吉见义明等人对“慰安妇”的初期研究,摆出了“慰安妇”制度为日本军队所设、不少“慰安妇”受此制度奴役的史实,日本政府的各级官员向韩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不同程度的道歉。但这些做法也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右翼人士的不满和反弹。从1995年开始,西尾幹二、藤冈信胜等人成立了“新历史教科书研究会”,陆续写作了所谓“新历史教科书”,淡化或否认日军在二战中的种种暴行。他们认为“慰安妇”就是日本公娼制度的一种形式,其中并没有强制妇女加入的行为,所以“慰安妇”不是日军性暴力的牺牲品。秦郁彦的《慰安妇和战场上的性》一书的写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出版此书之前,秦郁彦已经是日本二战史的专家,著述宏富,并曾获奖,有着一定的国际声誉。

  作为二战史研究的专家,秦郁彦写作的《慰安妇和战场上的性》不但在篇幅上比吉见义明的《从军慰安妇》大了将近一倍,厚达400多页,而且在资料上显然更为详尽。举例而言,吉见义明采用了“慰安妇”的证言,但基本以概括、重写的形式出现,而秦郁彦则披露了证言的记录原文,显得更加“原汁原味”,表现了一种“让事实说话”的姿态。更值得一提的是,秦郁彦为其书的英文版写了一个后记,其中他发表了一个堪称“兰克式的”声明:在写作此书时,他没有收录“情感化、政治化的论点”,也剔除了“个人的观点和建议”。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不偏不倚地交代事实,让读者读后自己得出解释和结论”。

  但细心考察一下秦郁彦《慰安妇和战场上的性》一书的结构,便能看出他的写作有着一个隐含的意图,那就是削弱和降低“慰安妇”证言作为史料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他收录的“慰安妇”证言放在了第六章,前面几章交代了有关“慰安妇”的争议、日本公娼制的历史和在二战中的变化和发展,淡化了日军“慰安妇”制度的特殊性。而在第五章中,他又将读者的视角转移到了西方,描述了近代德国、俄国、英国和美国的军妓,进一步显示“慰安妇”其实就是近代国家都有的军妓而已。秦郁彦在第六章中讨论了“慰安妇”的证言之后,紧接着第七章就以《吉田清治的谎言》为题,揭露了吉田清治这个日本老兵如何说谎,编造“慰安妇”多为良家妇女然后被日军拐骗、强迫成为“性奴”的故事。他的这一情节安排,显然是为了进一步提醒读者,前一章“慰安妇”证言中也必有“谎言”的成分。

  秦郁彦在第六章中,除了指出“慰安妇”证言的不一致,也的确选择了另一个“慰安妇”文玉珠的证言来指出其不确。而他的分析论证,针对的就是那篇证言中包含的羞辱、愤恨等情感层面的内容。继金学顺之后,韩国“慰安妇”文玉珠(1924—1996)也向公众披露了她的经历。但秦郁彦指出文的生活“波澜起伏”,是一个讲故事的高手。虽然调查者力求真实,但她的证言仍然“真假难辨”,因为其中内容过于情绪化。文玉珠说她曾经与一个日本兵长发生了口角冲突,因为对方不但持剑威胁,还在言语中羞辱了她。她一怒之下,将身子撞向兵长,抢夺了他的佩剑,然后将其刺死。事后她受到日本军事法庭的审判,但被认作自我防卫而无罪释放了。秦郁彦认为此事不可能属实。对他而言,证言和调查是否杂有情感的因素,是确证其真实性的一个重要标准。比如他在书中指出,战后荷兰官方在听取荷兰“慰安妇”证言,对她们的经历进行调查的时候,对“事实关系冷静处理”,远离“愤怒的感情”,让他觉得他们的方法“公正”,印象深刻。

  二、从遗迹到文献——近代史学方法的狭隘化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吉见义明和秦郁彦虽然政见不同,对“慰安妇”制度的立场也几乎截然相反,但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认为官方文献比“慰安妇”的证言更为可靠。秦郁彦更是千方百计地在“慰安妇”的证言中寻找漏洞,力求揭露其中不实的内容。他们的这一观念倾向,反映了近代日本史学的传统,而这一传统的形成,既与东亚的文化传承相关,又与西方近代史学的发展密切相连。我们先讨论西方的影响。上一节已经指出,自兰克开始,西方史家特别注重使用档案史料,认为其中包含着比较可靠的历史事实。但西方史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其中有不同的流派和方法。

  兰克本人对档案材料的重视,可以视作19世纪西方史学的一个发展倾向。因为在文艺复兴之后,除了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本的兴趣和考证,还有博古学家(antiquarians)对古物的收集和鉴定,后者对欧洲史学走向近代、成为一门研究性的学问,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文艺复兴之前,历史学在欧洲附属于修辞学,其学习的目的是为演说家提供过往生动的事例,提高他们演说的说服力。由此缘故,欧洲传统的历史书写,抑或“历史之艺”(Ars Historica),注重的是所举事例的典范和榜样的作用,而对其真实性,也即考订史实不甚重视。但博古学的开展,改变了这一传统。博古学家对修辞的完美没有兴趣,却十分注重古物的真实性,不想为赝品所惑。为此目的,他们需要了解古代的文化和历史,以丰富的历史知识来鉴定、确证古物、古文献的真伪。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博古学的开展有助于欧洲史学的改造,使其在近代演变成为一门学术研究。

  由此言之,作为历史书写的史料,可以大致分为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两种,档案属于后者,其产生年代也相对晚得多,所以兰克也称其代表了一种“新知识”。换言之,档案文献并不可能是历史研究的全部,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在19世纪后期,欧洲史家总结史学方法时,没有特别注重档案资料。德国史家古斯塔夫·德罗伊森(Gustav Droysen,1808—1884)的《历史知识理论》是这方面的先驱著作,其中讨论史料的部分将其分为三大类:“遗迹(berreste)、纪念物(Denkmler)和文献(Quellen)”,并显然认为“遗迹”最为重要。但德罗伊森将“通信、账据、各类公文”等“事业往来的文件”也视作“遗迹”的一种。他对“文献”的定义则是“人们对自己时代的认识和记忆的陈述”,其中有可能是“主观的报道”,也有可能是“实际现象的陈述”。但毋庸置疑,德罗伊森没有将政府档案视作首要的史料。

  德罗伊森《历史知识理论》之后在史学方法论上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恩斯特·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的《史学方法论》。像《历史知识理论》一样,《史学方法论》在1889年出版之后不断再版,为德国史学走向职业化提供了一本方法论手册。但比较两书的内容,便可以看出伯伦汉比德罗伊森更为注重文献史料。德罗伊森比兰克略晚,而伯伦汉是他们的学生辈,其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是兰克的弟子格奥尔格·魏茨(Georg Waitz,1813—1886)。魏茨的史学成就之一是主持了《德意志史料集成》(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ca),其主要目的是搜集中世纪留下的史书(编年史、年纪等)和档案。在他的《史学方法论》中,伯伦汉重新界定了德文“Quellen”的意思,将之看作“史料”,而不是德罗伊森所说的“文献”。然后将实物遗存(如纪念碑等),也即德罗伊森的“遗迹”归入其内。然后他说“史料”的第二类是“传承”(Tradition),其中有“视觉的”“口述的”和“笔录的”三类。

  从表面上看,伯伦汉对史料的重新分类在表面上看与德罗伊森的做法似乎没有太大的区别,还是比较注重实物史料——“遗迹”。但其实不然,因为德罗伊森显然不是特别看重“文献”,不仅把它放在第三类,而且在讨论了“文献”的性质之后,他写道:“就是最好的文献,提供给研究者的也只是片面的观点。”然后,他简单提了一下,有助于史家研究实物史料和文献史料的学科,即“辅助学科”(Hilfswissenschaften)。伯伦汉在《史学方法论》中,对这些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做了详细的介绍。他将“文字学”(Sprachenkunde/Philologie)列为首位,下面是“古文字学”(Schriftkunde/Paläographie)和“古文书学”(Urkundenlehre/Diplomatik)。那些鉴定实物史料的学科,如“印鉴学”“铭章学”则被置于其后,显示伯伦汉更为重视文献史料之于历史研究的价值。

  我们比较德罗伊森和伯伦汉这两本有关历史研究方法的著作,其原因是因为它们对日本近代史学的传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1868年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之后,明治天皇立即下诏令编修史书,于次年建立了修史馆。这一官修国史的做法,继承了源自中国唐代的传统。修史馆的馆员大都是熟读经书的博学硕儒,其中重野安绎(1827—1910)不但受到了清代中国考据学的影响,同时有兴趣了解西方史学。从考据学的传统出发,重野安绎及其馆员以搜集、考订文献史料作为修史馆初期工作的重点,而他们对西方史学的兴趣,又促使其委托日本驻英使馆的外交人员,帮忙物色西方史家专门为他们写作一部西方史学史。匈牙利流亡英国、自学成才的史家乔治·策而非(George Zerffi,1821—1892)于是就在1879年用英文完成了《历史科学》(The Science of History)一书,介绍了欧洲史学在近代的长足进展。由此缘故,日本政府又找到了兰克的年轻弟子路德维希·里斯(Ludwig Riess,1861—1928),在1887年聘请他为东京大学的历史教授,为学生讲授“史学方法论”的课程。里斯用英文在东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论”,其讲义主要参考了上述德罗伊森和伯伦汉的两本著作。比如他像德罗伊森一样,指出史料由“遗迹”(Relics)、“纪念碑”(Monuments)和“文献”(Sources)三类构成,而他笔下的“遗迹”也包括了政府文件、令状、法案、信件和公函等文字史料。在“史料批判”这一章里,里斯则基本参考了伯伦汉一书的相关内容,包括采用伯伦汉的“Quellen”来统称“史料”,并花了较多篇幅讨论如何对文献史料进行考订和核实。

  里斯在东京大学教授“史学方法论”的时候,其助教是坪井九马三(1859—1936)。坪井受其影响,去欧洲留学数年,辗转求学于德国、捷克和瑞士。里斯回欧洲之后,坪井九马三接替他在东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论”的课程,其讲义《史学研究法》在19世纪末出版,之后多次再版,影响深远。与里斯一样,坪井的讲义同时受到了德罗伊森和伯伦汉的影响,但在史料分类上更多采用了后者的说法。坪井将史料分做二类,第一类称“遗物”,包括古建筑、人体残骸、言语、制度、风俗、物产、公私文书和包括金石铭刻在内的纪念物。第二类则是“传承”,有视觉的历史图像和口述的神话、传说以及各种历史笔录,如传记、笔记等。更重要的是,虽然坪井指出“历史的材料不能为书类所限”,但他在讲述历史学的辅助学科时,首先就是文字学和古文书学,而没有了伯伦汉收入的“印鉴学”“铭章学”等研究实物史料的学科。可见与伯伦汉相比,坪井九马三对史料的运用,更为侧重文字的记录。

  里斯和坪井九马三对史学方法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日本近现代史学。但日本史家注重文献材料,也反映了清代学术特别是考据学的影响。自宋代开始,中国传统史家便注重金石文和石刻、碑刻等实物史料,清代的考据大家如钱大昕(1728—1804)等也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传统。但清代考据学的大宗,是针对文献记录特别是已有史书的记载,加以考核和确证。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和王鸣盛(1722—1798)的《十七史商榷》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乾隆皇帝下诏编纂的《四库全书》,更以鉴别伪书、剔除伪作为主,是一个整理现存图书的大型计划。这一清代学术的潮流在18世纪末传入日本,对日本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上面提到的修史馆编修重野安绎,便受其熏陶。后来任教京都大学的汉学家狩野直喜(1868—1947),也直言日本近代的汉学只是清代考据学的延续。当然,日本近代学者也注意实物史料,如对中国古代甲骨文的兴趣,便是一例,但其历史书写和编纂,仍以文献史料为主。譬如明治政府成立的修史馆,后来并入东京大学,成为史料编纂所,至今犹存。

  战后日本的现代史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潮的陶染,但在史学方法上,大致延续了20世纪初年建立的传统。由此可见,在“慰安妇”的研究上,吉见义明和秦郁彦等人虽然意见相左,但都注重所谓“公文书”的发现。而日本右翼学者对“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等日军丑行的抵赖,也往往在史料的细节上做文章,以此来支持其主张。更有甚者,由于这些所谓“历史修正派”(如上面提到的西尾幹二、藤冈信胜等人组织的“新历史教科书研究会”)在史料细节上的纠缠,认为“慰安妇”的证言不可靠,所以日本学校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在1997年之后,大都已经不用“慰安妇”这一名称了。

  换言之,日本近现代史学的“文书史料至上主义”的传统,由来有自,显现出日本史家所采之史学方法走向狭隘化的长期过程,影响十分深远。但对之批评和反省在近年也开始出现,女性主义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便是其中最受瞩目的一位,“文书史料至上主义”的说法亦由她提出。上野千鹤子为京都大学社会学博士,之后辗转任教了好几所大学,于1993年起在东京大学担任教授,现已荣休。她早年的研究侧重于日本的家庭,其著作享有一定的国际声誉。之后她的兴趣变得更为广泛,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研究许多相关的问题,著述众多。她对世界学术潮流相当熟稔,为当今日本学界的一位知名人物。

  作为一个女性主义的学者,上野千鹤子重视“慰安妇”的问题,可谓理所当然。不过她真正涉足史学界,开始于1995年为岩波书店多卷本的《日本通史》写作了《历史学和女性主义》一卷。1997年,她应邀参加日本战争责任资料中心举办的“民族主义和‘慰安妇’问题”学术讨论会,与吉见义明展开了争论,指出对方受制于“文书史料中心主义”的窠臼,对于“慰安妇”的证言不够重视,缺乏对其性质的理解,以致无法真正反驳和批判右翼人士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上野对“慰安妇”的研究及其观点,主要见其《民族主义与社会性别》一书,其中第二部分为“‘从军慰安妇’的相关问题”,第三部分为“‘记忆’的政治学”。

  上野千鹤子在“民族主义和‘慰安妇’问题”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首先提到她的《“记忆”的政治学》等论文发表之后,如何受到了吉见义明和铃木裕子等史家的批评,指出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她的回应是,虽然吉见义明、铃木裕子等人不完全是“实证史家”,但他们与右翼学者的争论主要在史料细节的层面。然后她说道,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国际学界受到了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使她觉得有必要重新考察历史学的性质和方法,由此她提出开展“反省的历史学”之必要。而她认为这一“反省”,在史学方法论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挑战“文书史料中心主义”,第二是挑战历史学的“客观性”“中立性”的神话,第三是挑战史家对口述证言的传统观念。

  然后上野千鹤子针对“慰安妇”的口述证言,提出了下面四个方面的重新解读:

  第一,所谓证人,并不是准确地反复播放相同证言的录音磁带。第二,所谓证言,通常是在口述者和提问者之间的临床性现场,每次都是一次性完成的共同制造的产物。如果提问者变了,证言也会变化。第三,所谓被压抑的记忆或社会的弱者之言(特别是未言之事),首先是被安置在自己想要应和的主流话语的磁场中。因此,为了听到真实的事情(即对口述者来说有真实感),研究者应该正视口述证言中的矛盾或不一致,并将之作为研究的对象。第四,所谓产生口述的现场,特别是在社会弱者的场合,提问者与被问者之间一定要有共鸣感和信赖感。而法庭必须要求真实的证言,可以视作在一个最具权力的场合对证人的一种压迫行为。原“慰安妇”的口述证言,是通过重新讲述已经成为被密封的过去、不能说的过去抑或被歧视对象的过去,来试着恢复自己的过去。这是恢复自己的整体性,即赋予生命之意义的证言,绝不是单纯地揭露事实的行为。

  三、证言能否成为证据?记忆如何成为历史?

  笔者以为,上野千鹤子对“慰安妇”口述证言的上述解读以及其他相关论述,不但代表了“慰安妇”研究的一种新见,而且是对日本近现代史学传统的一种颠覆。而日本近现代史学传统的形成,又与那时整个世界的史学发展趋向颇为一致,所以上野对这一传统的反省和批判,值得我们深思,并可以此来解读、分析当代史学的走向及其影响。

  首先,如同上野千鹤子自己承认的那样,她提出“反省的历史学”之必要,呼应了国际学术界的潮流。的确,20世纪90年代见证了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思潮的冲击,在史学领域引发了“语言学的转向”。上野认为,这是历史学的一个“范式的转换”(日文为“パラダイム転換”),其主要特征是对传统历史认识论的冲击,重视“话语”(discourse,日文为“言說”)背后之世界的多元和复杂,让人看到历史现象背后存在多种的“现实”,而不仅仅是一个事实而已。与之相对照,上野指出,近代史学的方法论特征有二:一是认为“所谓历史事实,是以众目所归的统一形态,作为客观的实际存在而存在的”。二是将史料分为文献、实物和口述三种,并认定“在文献史料中,公文比私人文件史料价值高”,而“口传和证词要有其他物证和文献史料作为旁证才有可靠性,(所以)与文献史料相比,只有次要的、附属的价值”。

  针对上述的近代史学方法论,上野指出,其实当代女性史、性别史研究的开展已经让人看到,所谓“事实”并非单一,而是可以有不同的“事实”。因此,史家的任务不是希求寻找和陈述一个“事实”,而是要承认和揭示“现实”(上野用的是英文“reality”,日文为“現実”或“リアリティ”),然后看到“慰安妇”证言揭示的就是她们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她强调这个“现实”可能因人而异,也即男人的“现实”与女人的“现实”不同,加害者的“现实”又显然异于受害者的“现实”。

  上野千鹤子引入“现实”这一概念,并将之取代“事实”,值得深入分析。第一,它有助于揭示史实的多样性。她强调过往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一样,充满了变数和暂时性。如果史家希求在研究和书写中,重建一个恒久的、客观的事实,反而无法全面地反映这一真实的过去。上野选择用英文“reality”(现实)来取代“fact”(事实),是一个有益的尝试。因为前者从词源上来说,就是从“real”(真实)而来,而“fact”的词源就没有这个“真实”的意思,只是指过去发生的一个事情或存在。由此推论,“慰安妇”的证言即使有不一致的地方,但反映的是她“真实”的经验,而其他人的说法特别是政府公文,则显然没有这种“真实性”。

  举例而言,上面提到的“慰安妇”文玉珠与日本兵长争执后将对方刺死的事件,史家秦郁彦认为不确实。他采访了一些日本宪兵,问他们在当时如果发生“慰安妇”伤害日本兵士的事情,是否会判“慰安妇”无罪。那些宪兵的回答是,这应该是不可能的。秦郁彦便由此认定文玉珠在说谎或夸大其词。但问题是那些被问的宪兵,并没有目睹此事,只是根据自己的常识判断。秦郁彦选择相信这些宪兵,解释道:宪兵都是日军中选拔出来的杰出之士,因此其证言是“极好的材料”(excellent material)。而上野千鹤子则认为,史料价值的高下,应该以当事人是否有真实的体验为标准。

  第二,“现实”这一概念结合了主观与客观、过去与现在、情感与事实。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近代史学,注重档案材料的使用。这些政府的公文、通信、公函看起来“冷冰冰”“硬邦邦”的,不带感情色彩,似乎便具有了“客观”的价值,比情感化的证言显得更有价值。但兰克学派只代表了西方史学的一个传统,比他小了几岁的德罗伊森便不同意这种“史料考证式的客观主义”,也即将史家的工作仅仅局限于披露事实性的史料。德罗伊森在《历史知识理论》中指出,史家运用史料进行研究和写作的时候,本身就是一个“思想”与事实反映的“现象”之间的一个互动过程。他说:“历史事实的取得,是因为有一个观念在推动我们。”更重要的是,德罗伊森指出:

  一件历史事实并非某时某刻社会状况直接而真实的显现。该事实是社会状况的遗迹,是我们对它的追忆。它是过去状况及事件反映在人的精神上而留存下来的。它是人的精神的一个产品。但是,因为这件材料从它的外在性质及实际现实状况再提升到我们精神的范围,并且以相称的方式表达出它的精神。我们这样所掌握住的东西,不只是正确(richtig)而已,而且是真的(wahr)。

  德罗伊森的观点与上野千鹤子对“现实”的关注,颇有可比之处,若有异曲同工之妙。如此看来,“慰安妇”证言中的前后不一致,恰恰反映了其叙述之“真”,也即上野所指出的那样:所谓证人,并不是可以反复播放、内容一样的录音磁带,因为证言是口述者和提问者之间一次性完成的产物。如果提问、场合变化,那么证言也会变化。而进一步分析的话,那么这些变化常常由情感因素的不同所致。比如秦郁彦书中比较了金学顺的证言,各有不同的“现在的心境”,就是很好的例子。因为无论金学顺在讲述过去的时候,心情仍然闷闷不乐还是有所解脱,都反映了一种在证言录取过程中当时当地的“现实”,无法说一种是真的而另一种是不真的。秦郁彦力图指出这些“现在的心境”的不同,来削弱金学顺证言的事实性,反而显得徒劳无功。

  当然,从世界范围来看,兰克学派理念在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影响显然超过了德罗伊森,而在近现代日本尤其如此。如同本文上面描述的那样,由路德维希·里斯到坪井九马三,日本近代史学的传统注重使用文献资料特别是官方档案来搜取历史的事实,而一旦官方文件不存在或找不到,那么便觉得事实不甚可靠。吉见义明与秦郁彦在“慰安妇”是否为日军强迫征入有不同的立场,但在史料的态度上趋于一致,即不完全相信“慰安妇”本人带有情绪色彩的证言,而希望有官方文件作为旁证。然而,因为日本战败之前,日军大本营下令销毁文件,这些相关的官方文件留存相对很少,给史家的研究带来了困难。

  问题的关键是,即使官方的文件存在,它们是否就能直接陈述事实,而具有比“慰安妇”证言更高的史料价值,这本身就是值得深思甚至商榷的。如上所述,上野千鹤子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史料的价值在于它的产生与事件本身的亲疏关系——“慰安妇”本人对自己是否被强征入伍应该最有发言权,因为她们亲历其事。由此而言,日军官方的记录反而是间接的证据。而且,作为女性主义者,她认为官方文件乃至现有的史书常常只是反映了男人的视角而已,因此没有客观性可言。

  除女性史、性别史研究的开展挑战了近代史学的传统之外,近年情感史的兴盛也同样在相关问题上提出了不少新见。显而言之,情感史家的研究大多甚至必须采用带有情感内容且因而被人无视的史料。用美国情感史的先驱人物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的话来形容,在情感史兴起之前,史家注重的是所谓“硬邦邦”的“理性”的材料,即使是社会史家、文化史家也不例外。所以,情感史的开展,首先就要挑战这一对待史料的态度。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是情感史的另一位先驱。他在《感情研究指南:情感史的框架》一书中,借鉴了英国语言哲学家约翰·奥斯汀(John L.Austin,1911—1960)的开创性研究,创造了“衔情言语”(emotive)等术语,用来考察人们用语言来表达情感的不同方式。

  雷迪的研究主要依据奥斯汀身后出版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此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影响甚广,因为它仔细分析了语言和行为之间形成的种种不同关系。简单言之,奥斯汀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指出,其实语言的使用大都带有某种意图或者愿望,很少有平铺直叙、如实直书的场合。易言之,所谓“陈述”(statement)不是对一个事物的简单描述,只有正确和谬误之分。相反,奥斯汀指出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因为语言的表述往往与行事相连,也即通过语言来做成某件事。由此,他提出了“施为言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的概念。他进一步指出,“施为言语”可以分为三种:“言内”(locutionary)、“言外”(illocutionary)和“言后”(perlocutionary),也即言与行之间形成了不同的联系。奥斯汀的理论对后人的启发在于,它指出许多貌似如实直书的陈述,其实带有言外之意图(illocutionary act),也即有所施为的。而对于情感史的研究来说,奥斯汀还指出“施为言语”既有“正确和谬误”(true or false)又有“情感”(emotion)。如此言之,那么带有情感内容的表述其实是语言使用的常态,只是有时比较隐蔽、含蓄而已。

  还需要一提的是,“施为言语”中的英语字“performative”是动词“perform”的形容词,而“perform”一般被理解为“表演”“做”或“执行”等行为。“表演”“执行”和“施为”等行动,既有行动者本人又有其行动的对象(例如,表演时的观众和听众,作者、史家著书立说所面对的读者等),这些行动将主观与客观合成了一体,两者之间无法决然分开。因此,奥斯汀使用这个词有在哲学层面上打破主、客观界限,走出形而上学传统思维的意图。不但是情感史的研究,而且在其他史学领域,有些学者指出当今学术界已经出现了一个“施为转向”(performative turn),也即史家研究、写作历史不是主观对客观的认知、陈述和分析,而是主、客观之间相互作用,并时刻互动、交流的产物。

  一言以蔽之,通过采用、解读奥斯汀的语言学理论,当代史家特别是情感史的研究者看到史料记录中,其实并无“硬”和“软”、事实陈述与情感描述之间的决然区分,更不应以史料内容是否有情感的渗入而贬低其价值,然后将公文凌驾于证言之上。毫无疑问,公文的发布,虽然其语言的使用上似乎不偏不倚、不痛不痒,其实也是为了“执行”和“施为”,在言与行的关系上与证言具有同样的性质。

  第三,上野千鹤子强调史学研究应该展现“现实”而不仅仅陈述“事实”,还涉及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史家在研究中是否可以具有道德立场。兰克通过强调史家著书需要“如实直书”,被奉为“近代科学史学之父”,正是因为在当时人的眼里,兰克将道德立场从历史书写中抽离了出来。1824年兰克写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时,不但附有《近代史家批判》,而且在其导言中说:“人们一向认为历史学的职能在于借鉴往史,用以教育当代,嘉惠未来。本书并不企求达到如此崇高的目的,它只不过是要弄清历史事实发生的真相,如实直书而已。”兰克为了展现其“客观”的立场,身体力行地使用档案史料,但如此则大大限制了史家的视野和史书的内容。显而易见,档案中所记录的史实,只是以往历史的一个或数个侧面而已,远不完整和全面。现代女性史等学派的兴起和史家“眼光朝下”的兴趣,则有助当代读者看到了历史过程中的另一半(毛泽东所称之“半边天”)和另一面(与国家相对的社会或下层民众)。

  所谓“道德的”立场,其实是指在考察历史变动、演进时,有没有发现或需不需要呈现一个对和错的问题。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兰克指出历史书写应该“如实直书”,然后用档案史料来建构这一“直书”,其实也展示了一个道德的立场。因为兰克本人视民族国家的兴起为近代历史的发展主线,所以将眼光锁定在这一演化过程。这就是说,兰克认为这样的做法是对的,同时也是真的,于是他如此坚持,直到晚年才另起炉灶,试着写作一部世界史。同样,女性史家注重妇女、社会史家看重社会的底层,也反映了他(她)们道德的立场,因为他(她)们认为这些方面不仅值得而且应该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如此这般的历史学才是对的(所以上面奥斯汀指出真、假与对、错无法分离,颇具启发性)。在“慰安妇”的问题上,上野千鹤子强调历史本身是多元、多样的,而她想重建的是在历史叙述中被强制“沉默”的和被“封印”的过去,也就是要站在“慰安妇”的立场上重构这段“她们的历史”。于是她质问道,如果在“慰安妇”是否被强行抓走的问题上,只看重有无相关公文的存在,“只要不存在公文就不能证明‘事实’,这不是‘统治者’的立场认同又是什么”?与上述做法针锋相对,她希望让“慰安妇”讲出自己“被密封的过去、不能说的过去抑或被歧视对象的过去,来试着恢复自己的过去;这是恢复自己的整体性,即赋予生命之意义的证言”。上野千鹤子这里的道德立场,显现无疑,那就是只有纠正这段历史,那才是对的做法。

  与上野千鹤子鲜明的立场声明相对比,秦郁彦表面上坚持了“如实直书”的史学方法,尽量披露文献记录的“事实”,似乎没有明显的个人立场。但如同上面分析的那样,他的《慰安妇和战场上的性》一书从章节安排到具体内容,其实都反映了他选择站在“慰安妇”的对立面,因为他首先看重的是官方文件的有无。而在没有直接的官方文件的情况下,他又选择听取日本宪兵或其他官方或半官方人士的证词,然后来质疑“慰安妇”证言的史料价值。最后,秦郁彦反驳了吉见义明等人的观点,指出“慰安妇”与日本近代的公娼制,形成了一种延续的关系,而且募集“慰安妇”人员的过程中,并没有“强制带走”(日文为“強制連行”)的现象,因为没有史料来佐证“慰安妇”的证言。从秦郁彦的例子可以看出,如果忠实实践“兰克式”的史学,那么其道德立场便会与官方保持一致,而不会站在受害者和非官方的一面,所以兰克史学远非不偏不倚、客观中立。其次,笔者想指出的是,对“慰安妇”证言的研究与当代的记忆研究,紧密相关,可以说是这一新兴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中所展示的对近代史学在观念、方法和书写上的挑战,远非孤例。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美学界对希特勒屠犹的研究及其对幸存者的口述访谈,年鉴学派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等史家推动的记忆研究,已经促使不少学者反思史学与记忆的关系,特别是历史研究与史料使用之间的关系问题。不少学者已经指出,口述证言必然会有相互矛盾、说法不一的特点,从而展现了过去的多样、多面。由此缘故,有的学者认为记忆与史学(至少在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存在着一种内在的张力。因为历史学的宗旨是在搜集、整理和综合各种史料的基础上,写出一种一以贯之的历史叙述,而记忆研究的目的是质疑这种同质性、一致性和连贯性,让人看到人类过去的复杂多变。在这一方面,欧美学者对希特勒屠犹的研究,特别值得借鉴。其研究成果与本文提到的上野千鹤子的论点,亦有可比之处。简单而言,屠犹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大约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由于屠犹幸存者逐渐凋零,使得学界人士关注他们的惨痛经历,希望对之尽力有所保存。但在采访、收集和整理这些记忆的时候,学者们也很快发现这些幸存者的记忆、证言与近现代史学的研究传统,不尽吻合,甚至相互抵牾。1991年美国学者劳伦斯·兰格尔(Lawrence L.Langer)出版了得奖著作《屠犹的证言:记忆的废墟》,明确指出在屠犹的研究上,近现代史学有一重大疏失,那就是只注意施暴者而忽视了受害者。兰格尔批评道,由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写成的屠犹史,其受害者不是“烈士”就是“英雄”,但这种做法其实低估和小视了幸存者证言的多重和复杂性。易言之,处理屠犹幸存者的证言,将其纳入历史叙述,史家不能沿袭“宏大叙事”的方式,而需要重新审视证言抑或记忆如何成为多样的“历史”(此处的“历史”是复数的——histories),防止证言成为“记忆的废墟”,最终被弃置一旁。自此之后,屠犹研究的学者进一步深入讨论了记忆研究与历史研究之间的张力和矛盾。

  总之,证言能否成为证据、记忆如何成为历史,已经成为当今学界持续、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史学界人士对之仍然持有不同的立场,但这一争论本身,已经对近现代史学产生了根本性的挑战。而本文通过“慰安妇”研究这一实例,意在具体展示女性史、情感史、记忆研究等新兴流派的崛起,如何在史学观念(什么是历史事实?)、史学方法(如何检验史料的价值?)和历史书写(史家是否应该持有道德立场、历史叙述是否需要连贯一致?)这三个层面上,呈现了当代国际史学界(特别是亚洲学界)出现的崭新变化,值得中文(史)学界关注并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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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7-24 16:5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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