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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而高尚的新四军女兵——汪子珍

添加时间:2020-05-15 14:39:27 来源: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一师分会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在安徽的革命经历

  妈妈汪子珍,1918年2月11日(正月初六)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地区舒城县城关镇一个没落的书香之家。外公是当地一名秀才,早年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反清同盟会。汪子珍17岁那年(1937年)毕业于安徽省安庆女子职业学校。那是一个中专性质的学校,汪子珍在那里学习了制作酱油、豆制品、纺织等轻工产品的技能,积极参加了安庆的抗日救亡运动。

  舒城地处安徽的中心地带(又称皖中),是连绵起伏的大别山的边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鄂豫皖苏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红军的游击根据地,当年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影响深深扎根人民心中。抗战时期由于实现了国共合作,在大别山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合编,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共有3000余人,高敬亭任司令。汪子珍学习期间,正处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汪子珍有很大影响。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安庆来了好几批宣传抗日救亡的人士。我党在1938年1月成立中共舒城特别支部(隶属皖中工委领导),舒城有了我党的组织。汪子珍积极参加各种活动,1938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成为舒城农村妇女服务团团长、梅河镇副镇长、舒城县纺织厂厂长、中共舒城县委秘书。在党的领导下,汪子珍领导服务团深入山乡,开展深入的抗日救亡宣传和组织活动,到各地募捐,并为受迫害的妇女申诉。

  舒城在1938年6月沦陷,国民党二十军杨森的部队、国民党军政人员、地主、工商业者溃逃。根据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从皖西向皖东进发,于1938年5月进驻皖中舒城。

  四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等机关分别设于舒城西港冲和东港冲。为加强党的领导,配合四支队的抗日斗争,上级党组织于1938年8月再建舒城县委,并派部队夜袭天龙庵匪巢,活捉匪首罗大刚等人,平息了危害舒城地区的匪患。

  1938年3月,舒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成立。县长兼动委会主任委员陶若存在我党积极抗战、真诚合作的感召下,表现比较进步,基本上不干涉共产党活动,不制造摩擦。抗日运动的全权领导机构——动委会直接为我党掌握,当时6个工作团,服务团的团长、农抗会等抗日组织的负责人皆由中共党员担任。杨刚、李竹平、郝孑、李传芳等分别担任城关区长、晓天区长和沙埂乡、干汊河乡、曹家河乡、东沙埂乡等乡长职务。汪子珍担任梅河镇副镇长。群众说:“县政府是国民党的,动委会、工作团是共产党的。”

  新四军四支队到达舒城后,陆续建立了由我党领导的9 支抗日武装,2000余人枪。他们活跃在舒城安(庆)合(肥)路以西的广大地区,采取游击战、麻雀战、奇袭、伏击、摸岗哨、袭扰等战术,纵横驰骋,出没敌后,机智灵活,英勇顽强地打击敌人。这9支武装多次配合四支队进行战斗,同时开展了广泛的缉私查私、打击日货商贩活动,将所查收的物资全部送交四支队解决军需供给问题。

  自从舒城有了党组织和新四军第四支队,党的基层组织蓬勃发展,到1939年8月,全县党员已经发展到2000多人,发展太快,同时也带来组织不纯问题,经过基层党员干部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清除了一些动摇分子和投机分子。

  1938年10月底,武汉沦陷,日寇暂时停止向我国西部进攻,并对蒋介石政府加大诱降力度。在战场正面压力减小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加快了向我军队和地方制造摩擦的步伐。

  1939年11月,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安徽省政府主席由李品仙接任,全面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开列我党党员名单,公开通缉逮捕,逼迫我党转入地下活动和分批撤走大批党员干部。中共舒城县委工作紧张、繁忙,县委书记徐建楼以小学教员身份隐蔽工作。此时,国民党政府要在舒城县办一个织布厂,让当时任梅河镇副镇长的汪子珍担任厂长,正好需要一个账房先生,就利用这个机会招徐建楼当账房先生,以此掩护县委机关在敌人心脏地带,坚持了从1939 年底到1940年3月党的领导。

  在这个阶段,汪子珍搞到盖有梅河镇印章的介绍信,为撤退人员准备好了东撤的合法证件。而织布厂正是从金寨至新四军皖东驻地的必经之地,当时县委的主要任务就是安全撤出干部,接送省、县撤退干部向无为方向转移。在《徐建楼回忆录》中援引汪子珍的回忆文章是这样写的:“……12月纺织厂建成,厂址设在距县政府所在地梅河镇约3华里的一个祠堂里,与四周居民也有一定距离,比较偏僻,对我们的活动十分有利……这座工厂一切都是那样平平常常,毫不被人注意。然而,以‘账房先生’为首的舒城党组织,在暴风雨到来的前夕,却正领导着全县党员跟国民党顽固派进行生死搏斗。党的许多指示、决定,正是从这个小小的织布厂里传向四面八方。织布厂只纺布,不纺纱,纱要下乡收……正好为账房先生提供了很大方便……开展各方面的工作……纱是党员同志代收的……账房先生从不过问账目,记账、转账都由我代劳。我的工作是通过收纱、卖布做些联络工作。具体就是老徐把有关工作的内容写在小纸条上,卷成纸卷,编上号码交给我,告诉我第二天可能来厂联系的人有哪些,特征是什么,我根据不同特征交给不同编号的纸卷,也包括向前来联系的人传达老徐交代的话。这个办法一般不易被人发现,很有成效,县委的活动也因此得到了很好的掩护。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反动派反共步伐越来越快,我党被捕被杀的人数逐渐增加,不断有我们熟悉的战友牺牲的消息传来,为掩护县委活动的织布厂也被敌人列入重点目标。1940年4月,舒城党组织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决定先组织几个条件好的地区筹集枪支、弹药,然后在4月5日清明节举行了武装斗争,建立起100多人的‘舒城抗日游击队’,把一些面目‘红’了的党员撤到游击队……”

  汪子珍和县委书记徐建楼也撤到游击队,开始与敌人展开游击战斗。国民党为了消灭这支游击队,从“清乡”到“清山”,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游击队消灭了一些反动保长,端掉村公所、乡公所,发展了武装。国民党第五路军派一个团到山里清剿,徐书记决定按照上级原定方针,甩掉顽军围堵,越过淮南铁路,奔赴江北游击纵队控制区域——巢湖小黄山。1940年6月,汪子珍随徐书记通过日寇和顽军布防的两道封锁线,到达淮南路西的抗日根据地。

  在苏中的革命经历

  1940年10月,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打败了坚持顽固反共、拒不抗日的国民党顽军韩德勤部,取得了黄桥战役的决定性胜利,我军占领了十几个县城,当时需要大批干部开拓工作。

  汪子珍等一批人11 月奉命调到盐城组成二区工作队,汪子珍任宣传委员。工作队设在距盐城几十华里的地方。这里是江苏省沿海地区,一直以来就是利用海水煮盐,燃料就是盐碱地里长出的芦苇。盐工盐农生活非常困苦。盐区位于大片盐碱土荒地,人烟稀少,受到盐业地主和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对外来人警惕性很强。我党刚进入该地区,很难开展工作。工作队10人分成3个小组,早出晚归一天只能吃两顿饭,由于盐农住得非常分散,1个小组一天只能走访两三家,做了两个月工作,除了交了一些盐农朋友,连个小组会都开不起来。妈妈发明了“认亲人”的活动,女同志住在老乡家“认干妈”,搞的热热乎乎。工作人员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帮盐农解决大量生活急需问题,并开展“二五减租”,减少盐业把头对盐农盐工的盘剥,逐渐打开了局面。

  1940年11月7日上午,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来到海安,这在当地是一件大事,陈毅、粟裕等党政军机关干部、战士在海安中坝串场河码头热烈欢迎胡服、黄克诚。下午在盛大的欢迎会上,刘少奇作了《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演。11 月中旬,在海安镇召开了有11个县代表参加的苏北临时参政会。刘少奇在海安的时间不长,在繁忙中抽空视察党政军各机关和基层。汪子珍和另外一个区委干部一起陪同刘少奇到沿海盐仓地区,介绍我党在盐区开展的工作,配合胡服调研盐农和盐工的生活、劳作情况。

  当时的盐城县委书记冯国栋和区党委负责人曹荻秋将各地情况向少奇同志做了汇报,少奇同志决定采取大刀阔斧的发动群众的方法,立即在春节时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成立县农民抗敌协会,并通知二区工作队选出40名农民代表参加大会,集中学习了10天,讲协会的意义、抗日的道理、学唱抗日歌曲,代表出发时组织当地盐民敲锣打鼓地欢送。少奇同志具体指导的这种以敲锣打鼓、轰轰烈烈地发动群众的方式,后来在苏中各地较普遍地沿用。参加这次县农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共4000人,少奇同志作报告,2天分组讨论,各工作组在小组会上辅导、讲解、以求实效。通过4天的会议,代表们的情绪逐渐高涨,会后工作局面很快打开,在优秀盐民代表中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党的组织,有的党员后来成为区乡领导干部。

  1941年11月,妈妈汪子珍与爸爸相识。那时妈妈在东台县任区委书记,因工作需要,爸爸被章蕴阿姨(时任苏中二地委的地委书记)调任区委书记,妈妈改任区委组织部长。爸爸原名冯舜华,因工作需要,改名“夏明”。爸爸有胆有识,敢于利用敌伪保长的关系,到敌人据点附近征公粮,抓坏人;对同志又关心备至,给妈妈非常好的印象。爸爸有一次在敌据点附近锄奸,据点里的敌人十分震惊,伪乡镇人员较长一段时间不敢下乡骚扰,使根据地附近的反伪化工作大大向前推进。

  此时敌伪加紧侵扰苏中根据地,很多区乡干部被捕,更多的财经干部在征税时被敌人杀害,导致党、政、群组织被严重破坏,一时人心惶惑。章蕴结合她亲身经历的北伐战争后期,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杀害我党干部群众的教训,提出要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挺进敌我游击区,遏制敌人破坏,恢复各级组织建设;并针对高宝地区党的组织几进几出的教训,提出“根据地从根本上说是武装斗争”和“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原地坚持斗争”的口号。后来这些主张被苏中地区采用,建立了全面的党和军队两条线建设,为坚持苏中根据地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3年夏,妈妈在东台县任县委秘书,在一次县委扩大会议期间,章蕴与妈妈接触较多,她认为妈妈很干练,就与妈妈商量把妈妈调到苏中二地委当组织干事。1945年春,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的前夕,爸爸刚从苏中党校毕业,调到苏中区党委调查研究室。章蕴劝妈妈和爸爸两人早日结婚,并作为证婚人,送了一只鸭子供聚餐之用。那时弄到一只鸭子很不容易,爸妈不肯收,但她坚决要送,只好收下。爸爸妈妈对章蕴热情关怀同志们的情谊,非常感动。

  婚后,妈妈也调到苏中区党委调查研究室。

  抗日战争胜利后,爸爸立刻恢复了冯舜华的名字。1945年底上级组织决定重建台北(现江苏大丰市),派爸爸妈妈赴台北县重新组建县级和调整区级领导班子,当时爸爸是台北县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妈妈是县委宣传部长,在调整县、区级班子后,两级班子开展了加强基层党政建设及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建设,惩奸、土改等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生产、支前的积极性,从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又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干部,为后来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解放区的进攻做了较好的准备。

  回想妈妈的一生,就像妈妈评价爸爸的一样——“半个世纪的相处,一幕幕生活片段,历历在目。你是一个平凡的人,只因抱有一个坚贞不渝的远大理想,因而在推翻‘三座大山’的洪流中、在新中国建设的曲折斗争中,无私无畏勇往直前,已无愧于人生!”妈妈正是这样的人,一个我们心目中高大的新四军老兵!

  作者:冯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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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宋吟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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