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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警总团陈怀礼的淞沪记忆

添加时间:2020-02-13 21:59:24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老兵档案:陈怀礼

  1911年出生于湖南。

  1936年进入税警总团,驻江苏连云港。

  1937年8月以税警总团政训处少尉身份参加淞沪抗战。

  1938年考入黄埔军校十六期,分在四川铜梁十六期二总队甲级生队。

  1939年任预4师排长,1943年进入远征军20集团军霍揆章部,1944年调驻印军郑洞国部炮12团。

  1946年调国防部政工局(原新闻局)当参谋,被聘为军事报摄影记者。

  全国解放后,下放农村18年。

  1980年后,在四川江津历任政协委员等职。

  陈怀礼是一个爽朗的老人,一点也看不出已经是95岁高龄了。在江津的大街上还能健步如飞,居然还要拉着比他小差不多一个甲子的笔者穿马路。

  在笔者认识的所有抗战老兵当中,大多数人已经是老态龙钟了,有的已经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而陈怀礼却很是健康。

  在江津市黄埔同学会的办公室里,笔者采访了陈怀礼。陈老是同学会的副会长。花白的头发,穿着件半新却很干净的中山装,一副斯文干练的模样。陈老是黄埔军校十六期的,在他拿过来的黄埔军校同学录里,笔者翻到了他的名字和照片。

  1937年的陈怀礼是一个帅小伙。当时他是税警总团政训处的一名少尉军官。

  陈老虽然95岁,但记忆力过人,谈起八·一三淞沪抗战,仍记忆犹新。

  “八·一三淞沪抗战的事情,我记得最牢。”陈老如是说。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日本海军陆战队在闸北虬江路首先向我保安团开枪,并跨过了铁路,向我军发动进攻,我军奋起抗击。战斗打响以后,张治中将军立即指挥已在上海闸北、江湾一带布防的我军向敌人发起反击,国民政府也调动周边地区的部队增援上海。

  “那时我在税警总团政训处,随总团驻扎在江苏连云港的海州,税警总团隶属于财政部,是一支装备相对较好的警察部队。”

  在海州时,陈怀礼是税警总团出版的刊物《海棠周报》的校对,每天的任务是收听广播电台的新闻报道。

  “8月20日,税警总团根据国民政府的命令,开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政训处也随总团来到上海。”

  政训处的任务

  “当时我们进驻上海的时候,奉令在上海徐家汇虹桥路245号一栋三层楼的空房内驻扎,和我们同住在一起的是上海抗敌后援会妇女大队。”

  税警总团政训处是一个非战斗单位,有15个工作人员,其中有军官10人,其余是传达兵和炊事兵。

  “干部中,我年纪最小,级别也最低,和军队中的少尉同级。”

  和税警总团政训处同住在一起的抗敌后援会妇女大队,工作人员都是上海妇女界比较活跃的人。她们中有职业妇女、家庭主妇和青年学生。她们的爱国热情很高,在淞沪抗战期间,她们不计个人得失,不顾生命危险,每天分批组织去战场抢救伤员,去医院看护、慰问伤兵,分发慰劳品,帮助伤兵洗衣服、写家信。

  陈怀礼在税警总团政训处的任务就是收集战场信息,经常和抗敌后援会妇女大队一齐去医院看望伤兵,和伤兵们摆龙门阵,谈天说地。“从他们的口中,我听到了战场上许多战斗故事和战役的进展情况。每当一些伤员讲起自己部队中有许多官兵,在战场上与日寇英勇搏斗而光荣负伤,以至于献出生命的事迹,讲起战场上刀光剑影,血肉拼搏的惨烈场面,我和妇女大队的女学生们,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陈老喝了口茶对笔者说。

  作为政训处的工作人员,陈怀礼有时奉令也要到第一线的团、营指挥所去慰问和了解战斗情况,一是代表总团下去慰问,鼓舞士气,二来也是要掌握一些情报,可供总团长官们参考。

  “这项工作看起来很简单,但执行起来非常艰难。”

  首先是白天不能去,日军的飞机到处投弹,大炮也不停地轰炸,各个战场枪声不断,白天出去非常危险,一般只得在夜间行动。可是夜间行动也是很艰难的,日本人在上海的时间久了,在地方上扶植了一批汉奸。这些汉奸经常在夜间出没,袭击我军哨兵和夜间出来执行任务的官兵。曾经发生过多次我军哨兵、联络员、运输人员被汉奸袭击的事件。鉴于此,税警总团政训处安排四至五人组成一个小组,每人手里都提着子弹上了膛的手枪,集体行动。由于道路不熟,又不能点灯、打手电,从驻地到前线要走几公里,再加上沿途岗哨很多,口令又天天换,所以陈怀礼他们赶到前线总是快半夜了。完成任务后,又从前线连夜回撤。回去的路上也是障碍重重,哨兵都躲在暗处,你看不到他,口令回答不正确,马上子弹就打过来。

  “有时我们真分不清问我们口令的人是我军哨兵,还是那可恨的汉奸。”说到这里,陈老还有些心有余悸。

  日军的飞机每天都在我军阵地上、市区平民百姓的居住区狂轰滥炸,日寇水上和陆上的大炮也在不停地进行炮击。

  “我曾经用望远镜看到日军使用很大的气球指挥地面上的炮火。整个上海枪炮声、爆炸声不断,到处都是大火,浓烟滚滚,漫无天日。”

  我军的武器不及日军,敌人轰炸时,战士们只能躲在战壕里不动,等到敌人逼近,大炮失去威力时,才与敌人短兵相接。但即使是这样,伤亡还是很大的。在敌人炮轰的时候,我们已有了伤亡,在短兵相接的时候,士兵们发现敌人的三八式步枪的刺刀比我们的中正式、汉阳造的七九式步枪的刺刀长10公分。

  “肉搏时,我们吃亏不小,伤亡也很大啊。”

  有些部队为了在肉搏时不再吃亏,因此组织了大刀队,与日军拼搏。

  陈怀礼在收集战场消息时,经常会听到许多士兵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掩护和支援其他战士杀敌的事迹。“日军进攻每有进展,立即就地构筑工事,并围起铁丝网,设置障碍物,以防我军反攻。而我军反攻时,由于来不及剪断铁丝网,许多士兵就扑在铁丝网上,让后面冲上来的战士们踩在身上,冲入敌阵。”

  老人很是激动,笔者和在场的人的情绪也为之感染。

  姚子青、张守仁、陈凯荣、陈树生、宋希濂……

  陈老说,那时他几乎每天都要去前线收集信息。

  陈老说的事,全是有名有姓的。对老人的记忆力,笔者真的很佩服。

  老人告诉笔者,98师294旅在宝山、月浦一带布防,青年军官姚子青率一营官兵守宝山。日军动用了三十余艘军舰,十几架飞机,二十多辆装甲车,数千士兵,在飞机的配合下,向宝山城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姚子青营的全体官兵,为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死守宝山,寸步不让。日军在疯狂进攻宝山城六天六夜后,依然未能攻入城内。气急败坏的日军除用飞机、大炮、装甲车进攻之外,又使用了大量的硫磺弹和燃烧弹,将整个宝山城夷为平地,姚子青在城墙坍塌,日军蜂拥而入,形势十分紧急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后退,率领最后剩下来的十多位战士与敌人展开了巷战,最后全都壮烈牺牲。

  “这是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来我军英勇杀敌的光辉典范啊。”

  姚子青营奋勇杀敌、决不后退的英勇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正在浴血抗战的将士们的士气。“我们在整理搜集姚子青的英勇事迹时,许多人都感动得流了泪。”

  这样的英雄事迹有许多,第4军92师390团副营长张守仁在罗店争夺战中,他组织会武术的青年士兵三十多人,成立了敢死队。敢死队每人配手枪一支,大刀一把,多次冲入敌阵,用大刀砍杀敌人。有一次,敢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入敌阵,在砍杀了几十个敌人首级之后,还活捉了一个俘虏,受到了大家的赞扬。后来营长在前线牺牲了,张守仁奉命代理营长,坚守阵地九天九夜,最后全营官兵打到只剩下十多人,还有一些是伤病员。张守仁后来又奉令掩护师部向嘉兴方向撤退,在掩护师部撤退的途中,张守仁多次与尾追之敌进行战斗,结果不幸负伤,成了终身残疾。

  “我还认识的一个朋友叫陈凯荣,他是第7军172师1027团第一营的营长。”

  老人告诉笔者,这个营参加了一个战斗梯队,共有一千多人,进入了当时战斗最为激烈的蕰藻浜阵地。当时日军已从宝山沿江登陆,我军抗登陆作战已经失利,进入蕰藻浜两岸进行阵地防御战,日军的援军源源不断地从长江沿岸登陆,敌人的飞机和舰炮猛烈轰击我军阵地,我军伤亡很大。

  陈凯荣的部队到了蕰藻浜以后,接替了已遭日军重创的李觉部队,进入了阵地。这时日军的进攻更加猛烈了,陈凯荣率领全营官兵坚守阵地,奋力抗击。由于日军的兵源不断得到补充,武器装备占有很大的优势,而陈凯荣部队的防御工事又很简单,所以战斗打得非常艰苦,尽管陈营官兵同仇敌忾,人人都很英勇,但部队的伤亡越来越大了,战斗进行到第三天,连以下指挥官已伤亡过半。第四天,协助陈凯荣指挥的副营长也负伤了。到了第六天,全营能作战的士兵不到百人,陈凯荣在第八天拂晓伏在房顶上指挥作战时,也不幸负了伤。师部命令陈凯荣率部撤离阵地。负了伤的陈凯荣在担架上点了一下尚活着的士兵,全营只剩下1个连长,2个排长,37名士兵了。

  老人对谢晋元部队的事迹耳熟能详。在当时,陈怀礼还了解到一件事,谢晋元部队一个叫陈树生的士兵,是敢死队队员,四排的副班长。10月28日黎明,陈树生突然发现,在新垃圾桥边,有二十多个日本兵正在桥边向北打旗语,陈树生一看就知道是敌人的侦察兵,正在将侦察结果告知准备围攻四行仓库的日军。陈树生一看情况紧急,立即在身上绑了五颗手榴弹,手上还抱着一颗迫击炮弹,纵身从四行仓库五楼跳向敌群,在一阵爆炸声中,英雄陈树生与日寇同归于尽。一直在苏州河南岸英租界关心着四行孤军安危的群众,见到英雄的壮举,无不感动得流下了悲痛的眼泪。

  这样的战斗往事,在陈怀礼的记忆里还有很多。

  说到那些许许多多在阵地上坚持战斗、视死如归的英雄们,老人非常地敬佩。他一直说,他很遗憾在淞沪战场上没有杀过敌人,却看到身边许多中国军人为保卫祖国而倒下。

  在笔者心里,陈怀礼也是英雄。他从淞沪战场的“血肉磨坊”里活着走了出来,见证了中国军人为国为民抗御外敌的英勇事迹,见证了中国人民反抗法西斯侵略的决心和信心。

  陈怀礼在税警总团政训处的工作是穿插于前线各部之间收集战斗进展情况。同时他也有幸结识了许多著名的抗战将领和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官兵。从他们那里,陈怀礼对战争的残酷性,对抗战将士为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有了直接和深刻的了解。

  “宋希濂的36师,原驻西安。”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宋希濂立即率部星夜兼程赶赴战场。8月16日就赶到了上海,当时张治中将军正组织兵力向虹口、杨浦的日军据点发起进攻,宋希濂部到达后立即投入战斗,在江湾、大场一线与反扑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日军增援部队在宝山沿江登陆以后,36师先后在张华浜和杨浦的引翔港一带阻击日军。

  9月6日,日军第三师团向军工路南段进犯。36师英勇反击,将日军支队长阪田七郎击毙,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气焰。从8月16日至9月中旬的一个月里,36师作为主力部队之一,始终在抗战的第一线,部队的伤亡因此也很大,死伤过半,直到九月下旬,部队才得到1500名壮丁补充。后来还有500多名上海本地青年和流亡学生自愿参军。

  “这些人连花名册都来不及登记,就上了战场。”

  老人对笔者说,当时宋希濂将军感慨地对身边人说:“我打了十几年的仗,还没有带过没上花名册就上战场的士兵。”他立即吩咐各部队,边战斗,边作统计,将这些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逐项登记,予以备案。

  后来这些自愿上战场的青年中有许多人都在与日军的拼搏中牺牲了。

  税警团的战斗

  老人说起税警总团在淞沪战场的表现,更是神采奕奕。

  “作为一支装备精良的部队,税警团始终战斗在抗战的第一线,官兵们表现得都十分英勇。”

  税警五团的团长丘之纪,从蕰藻浜到大场等地区,他始终都和士兵一起战斗在第一线。11月2日,丘之纪为了夺回刘家宅阵地,亲自率部与敌人展开近战、白刃战,逐屋逐宅与敌人拼搏。战斗空前激烈,士兵们在丘团长的带领下,英勇顽强、奋力搏杀,在激战中,丘团长不幸中弹,英勇牺牲。官兵们一见长官牺牲,个个义愤填膺,奋勇杀敌,终于夺回了刘家宅阵地,将敌人赶到苏州河北岸。

  税警四团团长孙立人,率部参加防守苏州河战斗,苦战一个多月,打死打伤日军不计其数。但日军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疯狂向孙部进攻,孙立人亲临前线督战指挥,不幸身负重伤,被迫离开战场。

  税警总团退守苏州河以后,与敌人隔河对峙,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敌机沿河轰炸,我正在驻地围墙掩蔽处观望,突然看见一架日海军木更津部飞机投弹后,正向上飞时与另一架准备俯冲投弹的飞机在三百米高空相撞,只见一团黑烟和几块飞机残片在空中翻飞,有一个日军的飞行员命大,跳伞落入了我团阵地,被我军活捉。日军飞机继续轰炸我军阵地,在陈怀礼站的地方不到三百米远,税警团有一个营指挥所被炸,营长李邦青(青岛人)当场牺牲。陈怀礼事后赶到了现场,察看了李营长的遗体。由于掩蔽工事都是临时建筑的,不很牢固,整个工事都被炸坍了,李营长身上多处中弹,另外还有几个人也被炸伤。

  由于日军的炮火异常猛烈,我军伤亡很大,税警总团原有6个团和8个直属营,兵力在15000人左右,从进入淞沪战场到10月底,已伤亡三分之二,在苏州河阵地上,又牺牲了近千人。

  老人告诉笔者,在税警总团防区的左翼是友军四川杨森的8个团,由于士兵们都穿着草鞋,所以叫他们草鞋兵。他们的防线在苏州河西段沈家塔一带,陈怀礼有时也去杨森的部队,对他们比较了解,部队装备比较差,战斗力也不高,但士兵们抗日的决心都很大,他们在自己的阵地上多次打退了日军的进攻,坚守阵地八天八夜。伤亡巨大,牺牲的人员超过半数,受伤的就更多了。

  全线大撤退

  11月7日,市郊重镇大场失守,同时日军增援部队2个师团在金山卫登陆,迅速占领了松江,并向青浦方向进犯。我军面临被敌人包围的态势。南京大本营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决定全线撤退。

  11月8日夜,第三战区司令部已下达了撤退命令。

  11月9日,税警总团开始沿沪宁铁路撤退。总团命令各团和直属营在苏州集结,陈怀礼所在的政训处走得比较晚,于10日晚上才离开虹桥路驻地。

  “我们走的时候,除了手枪外,什么也没带,真正做到了轻装上路。”

  出了上海市区,我们被眼前混乱的状况惊呆了,由于撤退的命令下得突然,各部没有时间作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行动计划方案,数十万大军几乎同时从沪宁线北撤,而这些部队又分属好几个系统。互相之间没有作战上的协同和配合,也没有明确的退却路线,几十万大军挤在一起,争先恐后,到处都是丢弃的轻重武器和战略物资。

  日军出动飞机和机械化部队,沿途追杀。这时几乎所有部队的建制都被打乱了。遍地都是兵,混乱不堪,真是兵败如山倒啊!

  一路上到处是被日机炸毁的汽车和死难者的遗体。

  日军在出动飞机扫射轰炸我撤退的部队和公路、桥梁之外,还出动了许多支挺进队、便衣队袭击我军指挥机关。

  薛岳所在的第19集团军总司令部进至安亭时,曾遭到日军侦察队的袭击,在撤退途中,薛岳的座车突遭日军挺进队的扫射,司机、副官、卫士都被打死,薛岳跳出汽车,潜入水中,才幸免于难。

  胡宗南的第17集团军司令部在撤往昆山的公路上,也遭到日军挺进队的攻击,司令部人员和警卫人员死伤很多,胡宗南总算无恙。

  由于我军丧失了战场主动权,几十万大军在撤退时,竟然没能组织起一次有效的反击,致使我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那次大撤退的场面真是混乱不堪!”陈老至今还记忆犹新。

  陈怀礼在撤退时,最初是和其他6位战友一齐走的。待到了青浦,由于混乱,只剩下2人和他同行了。

  由于白天日机不停地轰炸,一路上的村庄和树木都被日军炸平了,陈怀礼只能躲在废墟里等到天黑再行动,沿途十室九空。

  江南都是水乡,河沟交错,因桥梁大多被炸毁,不得不多次绕道,陈怀礼直到第三天晚上才到达苏州,找到收容站,回到了部队。

  吴继光将军让我终生难忘

  老人还告诉笔者,在撤退时,遇到了一件让他终生难忘的事。

  174旅旅长吴继光将军率部退至青浦时,看到各路大军撤退时的混乱场面,深感忧虑。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兵,他知道这样的状况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尽管自己的部队伤亡也很大,但他毅然率部在青浦构筑工事,担负起了掩护大部队撤退的重任。

  在吴继光将军的带领下,174旅坚守阵地,浴血抗战三昼夜,最后弹尽粮绝,吴继光将军在白鹤巷光荣殉国,时年只有34岁。要不是吴继光将军和174旅全体官兵用自己的血肉掩护的话,我军撤退时的损失那就更大了。

  税警总团在苏州收容所集结完毕以后,部队开往陕西宝鸡整训。

  陈老告诉笔者,经过淞沪抗战的洗礼后,不愿再做文职工作了。

  “我一直想到一线参加战斗,亲手杀死日本鬼子!”

  1938年1月中旬,陈怀礼来到武汉,先考入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一期军事大队,后又考入黄埔军校十六期,分四川铜梁的十六期二总队甲级生队。1939年11月毕业,分发在预4师任排长,1943年调远征军20集团军霍揆章部,1944年调驻印军郑洞国部炮12团。抗战胜利后回国,1946年调国防部政工局(原新闻局)当参谋,被聘为军事报摄影记者。

  全国解放后,下放农村18年,1980年后,历任四川江津政协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委员,政协祖国统一委员会副主任、组长。同时担任侨联委员、台联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埔同学会江津组组长。现任重庆市黄埔同学会理事、民革重庆市祖国统一委员会委员。

  为抗日作贡献,我一辈子都感到自豪

  陈老和老伴住在江津滨江路的一栋简易楼房里,子女也不在身边。当问起现在生活得如何时,老人连说“不错,不错”。

  陈老告诉笔者,自己年纪大了,想把在抗战中的亲身经历用笔写下来。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不知道那段历史了。

  陈老说现在虽年事已高了,但仍很想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衷心希望海峡两岸能携起手来,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同心同德,共同努力,共同奋斗,共创辉煌。

  “1937年在上海发生的八·一三淞沪抗战,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件有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我有幸参加了这次抗战,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作出一点贡献,这是我一辈子都感到自豪的事。”

  陈老的这段话,深深地印在笔者的脑海里。

  (采访日期:2006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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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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