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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强回忆:戴笠领导的抗日别动队和反间谍斗争

添加时间:2020-02-13 16:43:15 来源:抗日战争纪念网 浏览: 评论数: 参与量: 收藏本文


 

  作者文强,当时系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上校处长,兼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校人事科长。

  八一三上海抗日战役爆发时,我在国民党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调练班任中校政治指导员。因抗战爆发,国防前线需人很急,所有在班受训的现役谍报参谋人员,奉命调回各原保送的部队服务。参谋本部乙种参谋业务训练班是由军统局的前身特务处控制的,郑介民以参谋本部第二厅第四处少将处长的身份兼这个班的主任。特务处直属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领导,郑介民对内是特务处的副处长,戴笠是这个处的上校处长,官阶上比郑介民低一级,而权力上则是郑介民的顶头上司。我当年是双重性的组织关系,既是特务处中校官员,也是属于参谋本部第二厅的官员,而且又是民族复兴社的官员。八一三战争爆发的第二天,即得到郑介民转来戴笠自上海发来的电报,调派我为上海三极无线电传习所(以下简称三极电所)所长,限即日动身前往上海报到视事。我于当日乘京沪特别快车抵沪,前往法租界拉斐德路枫林桥三极电所视事,开始了紧张的工作。

  一 三极电所的真相

  三极电所是为特务处初步培训无线电技术干部的学校,分为训练报务员及工程人员两大类。初中文化程度到高中以及大专学校毕业的青年男女都可以公开投考。我到所视事后,才了解这所学校已经停办,决定迁往武汉,但我仍以所长名义视事。这是为了保持上海三极电所这块校牌来对付租界当局,而实际上则是在戴笠主持下开展对日工作的秘密中心。

  当时为了对外,我身兼三职,公开身份是三极电所的所长;秘密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特务处驻上海办事处的上校处长(戴笠为了便于我与国军首脑机关联系,保举我提升一级);再一个是苏浙行动委员会上校人事科长。上海抗日战争鏖战到九月四日,蒋介石电谕戴笠、杜镛限期一月内组织成抗日别动部队一万人的武装力量,配合正规军作战,在敌前战后扰乱、牵制、袭击敌军,并肃清奸匪敌谍的活动。九月四日的代用韵目为“支”,戴笠便以奉到“支电”之日作为苏浙行动委员会成立和隶属于该会的别动队建立的纪念日。从这天起对我便有此任命。这就是三极电所的真相。

  二 浦东至金山卫及杭州湾勘测之行

  我到沪一周,即八月二十日夜间,戴笠在三极电所二楼办公室找我和另一些骨干谈话,告知上海战役爆发是日军挑衅,派遣浪人闯入我飞机场捣乱,企图走一二八战役侥幸取胜的老路。南京最高当局已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抗战到底。战争爆发前夕,我军已将闯入我机场的日本军曹处死,敌方便大举进攻。此事只许在座诸位知道,应严守秘密,不准泄露。当时在场的除我之外,有余乐醒、罗国熙、周迅予、刘戈青、王业鸿等人。

  戴笠的这次谈话,是为了鼓励我们前往浦东的川沙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调查勘测,谨防日军偷渡登陆,危及我军侧翼及后方补给联络线,以策安全。我们一行六人,由戴指定余乐醒为组长,我为副组长,罗国熙、周迅予、刘戈青、王业鸿等四人为参谋,名称定为参谋本部占地调查勘测组。

  戴指示连夜作好出发准备,并告之出发前先去上海劳动协会与朱学范先生联系,由他介绍向导及沿途情况。次日晨七时许,我们到达劳动协会之后,他先向我们介绍向导(口音是浦东人,姓名忘记了),后介绍了自川沙县经南汇、奉贡两县到金山卫的大致情况,并向我们交代,沿途有更熟悉的向导引路和介绍情况。朱学范先生非常热情,在工人中有威信,为了爱国抗日,所派遣的向导及沿途的向导们,不辞辛苦,不畏敌机轰炸扫射,勇往直前,从无畏缩之态,对我们起了可敬可爱的模范作用。

  这次调查勘测之行,为时四天四夜,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白天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在盐滩地上,只有极小一段路程以独轮车代步,一车能坐两人,与四川成都附近的手推鸡公车相似。我们白天在烈日下勘测绘制草图,夜间总结所得,再绘制精确详图,常常忙到深夜两三点还未入睡。余乐醒喊着“今日事今日毕”,我则喊着“分秒必争”,规定所有图标由我负责,虽睡眠时间不多,大家仍精神振奋,不知疲倦。

  完成任务的报告由我起草,念给大家听,提出意见讨论修政,然后定稿。我记得总结报告中,有以下几条建议意见:

  (一)浦东川沙县尖端之白龙港外,停泊有敌舰多艘,炮火猛烈,有试探登陆之企图,且港口有硬滩地带,容易为敌军偷渡登陆,宜加强戒备,配置重兵把守,日夜防护,不可须臾有懈。

  (二)根据调查勘测资料,浦东至金山卫及杭州湾沿海一线,常发现有可疑的敌谍活动,夜间不时发现有奸细发射信号枪弹,且有散布谣言等情。建议派警备部队配合自卫团巡逻瞭望,限日肃清敌谍内奸的滋扰活动。

  (三)川沙、南汇、奉贡沿海地带,皆系潜水软瘫,敌舰难以靠近停泊,且徒步越陷越深,难拔足推进,是天然屏障,易于防守,但亦不可疏忽,谨防敌军铺撒钢网,引渡登陆。

  (四)金山卫硬滩地带居多,港湾水深,乃明清两朝严防倭寇入侵之重点设防区域。建议加派重兵守护,并注意纵深配备,加强重机炮火力,比之白龙港的防守更为重要。

  (五)杭州湾及太湖水域,群岛罗列,港汊交错,海匪湖盗出没无常,从未彻底肃清。本调勘小组奉命限期四天完成任务,未能作深入的调查勘测,虽距抗日前线尚远,仍需防敌军渗入,迂回袭击。建议加派一得力调勘小组,会同苏浙两省警保机关,作一次缜密的调查勘测。肃清海匪湖盗,不可等闲视之,但应采勘抚兼顾,方可成功。

  另外,我们在调查勘测途中,物色了两位既熟悉浦东沿海情况,又具有高度爱国热诚的志士,邀同参加我们小组的工作,至今犹能记起两人的情况:一位是林钧,南汇人,上海某大学毕业,曾任中学教师多年,在浦东、上海教育界及青年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另一位名陈默,时年二十多岁,有高中文化程度,是林钧的得意学生。两人都表示要请缨杀敌,苦于无门投效,经余乐醒与我联名保荐,参加了稍后成立的别动队,成为得力的政工干部。

  在调查勘测途中,还发现太湖湖盗首领丁锡山其人,因杀人案被囚于奉贤县监狱,判处死刑,尚未执行。同时又了解到太湖湖盗中有一股最剽悍的(数百人)唯有丁锡山可以收服。经我们建议,获得批准,由杜镛出面保释,命其待罪图功,将湖盗收编,由丁统率用于抗战杀敌。于是海匪湖盗纷纷投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 戴笠、杜镛合作组织抗日别动队

  以上提到的九月四日,戴笠、杜镛奉蒋介石电令,合作组织一万人的游击部队。我曾以苏浙行动委员会人事科长身份参与其事,简述经过如下。

  (一)起草纲领

  九月四日上午八时许,戴笠带机要秘书毛人凤来三极电所,急忙要我看蒋介石的来电。电限戴、杜二人在一个月内合作组织一万人的部队配合正规军对日作战。戴胸有成竹地说了建军的原则:在武装游击部队之上,建立一个名为苏浙行动委员会的政治军事领导机构,然后在该会之下,建立一支一万人的武装游击部队,取名为别动部队。

  这支武装力量,打算成立五个支队,每支队约等于一个步兵团的编制,下采三三制,每一支队辖三个大队;每大队约等于一个步兵营,下辖三个中队;每中队约等于一个步兵连,下辖三个区队,每区队约等于一个步兵排,下辖三个班,每班为列兵十二人。在五个支队之上,设一个总指挥部,统率全军。他将编制原则说明之后,问我把他的话记下来没有?我答复全记下来了。他将手一挥,命我立即起草一份行动大纲及编制表,并限当晚七时前写成草稿,念给他听,修改定稿后,连夜缮正,以便明日(九月五日)晚间与杜月笙会谈,议出结果,限三日内向蒋介石呈复。说完,他便到前线视察去了。

  晚七时整,他带着周伟龙一道听我念初稿(周伟龙与我在黄埔四期同学,从武汉调来),念一条,改一条,很快就修改完毕,他又仔细看了一遍,并征询了周的意见,改动了几个字,置入他的皮包,笑哈哈地说,此稿要由他本人亲自缮正,明日与杜月笙会谈。

  (二)戴、杜会谈

  五日晚七时许,戴笠与杜月笙约好在法租界赵主教路某号刘志陆的公馆会谈。戴笠率领一批高级骨干分坐三部汽车,由三极电所出发,同行的有余乐醒 、周伟龙、王兆槐、毛人凤、谢力公、潘其武、方超、唐玉昆、陈旭东、黎天才、赵理君和我等人。偶们下车到会议厅,杜方的人员已先到达,其阵容我记得姓名有杜镛、刘志陆、陆京士、朱学范、万默林、陶一珊等,此外还有三四位穿长袍马褂的,忘记姓名了。

  会谈的结果,一致同意草拟的苏浙行动委员会组织行动大纲及编制预算书,也就是向蒋介石呈复的文件。其实这次会谈不过是一种形式,戴、杜两人早有默契,当无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是我意料中的事。

  相隔两日,大约是八日晚间七时,双方原班人马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主要是解决高级人事的安排问题。关于苏浙行动委员会的委员人选,由戴笠控制,从未在会谈中提到,后来我了解的委员会名单是:俞鸿钧、杜镛、戴笠、杨虎、俞作柏、刘志陆、向松坡等人。

  这次会谈安排的高级人员,大都是有杜镛提出的。总指挥一职他推荐曾在粤军任过师长的宿将刘志陆担任,秘书长林××担任(此人是福建海军系统的人物,名字忘记了)。另外提名的是三位支队长:陆京士、朱学范、陶一珊。一万名别动队人员,绝大多数来自青洪帮,也有不少失业的工人、农民,以及失学失业的青年学生。

  戴笠对高级人事的安排,重在黄埔系统。对苏浙委员会,他推杜镛代俞鸿钧为主任委员,他自己以委员兼书记长,设书记长办公室,总揽一切。支队长人选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同学。如第一支队长何天凤是黄埔第二期同学,第四支队长张邺是黄埔第三期同学,第五支队长陶一珊是黄埔第六期同学,表面上看是杜月笙提名,实际是复兴社的骨干分子,仍为戴所控制。第二、第三支队的陆京士、朱学范都是邮电工会的负责人,戴笠在他们下面不是按上黄埔学生做副支队长,便是做大队长、中队长等,几乎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以后又在总指挥部安置杨振华为参谋长(杨振华原是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参谋长)。同时以黄埔第四期同学王兆槐为总指挥部的直属特务大队长。这么一来,杜镛推荐的陆、朱两支队长变成了高级人事中的少数。

  (三)组织措施

  在当时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下,限一月成军,又要急于配合正规军与强敌作战,很可能成为乌合之众,驱羊群而入虎阵。但事在人为,戴笠命我采取一系列组织措施,终于这支队伍在抗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运用旧社会的帮会关系,将三山五岳的帮会头面人物团结起来,同仇敌忾,为抗战救国,不惜生命地干下去。

  2.为了使这支队伍成为劲旅,他交代我,速电南京黄埔毕业生调查处负责人黄雍,要求输送军校毕业同学尉、校级资历者六百名来沪报到,并要注意考核,宁缺毋滥,按资历分批安置为各级干部。与此同时,又电南京中央警官学校选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受过警官正科训练的学员一百名来沪报到,分批安置于各中队为政治指导员。

  3.估计到中、高级军事政治干部不够分配,又电南京特务处本部人事科长李岗白,抽调二百名以上的中、高级干部来沪报到,听候分配工作。

  4.为解决班长一级的人才问题,培训来不及,且非久战之兵不能胜任,乃向负浦东防守之责的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求援,请在部队中商调六百名具有班长、副班长能力的军士级人才到别动队服务。此时是命我亲自到浦东南桥总部向张将军办妥的。

  以上四桩,我在一周内基本上办妥了。当时在南市白云观上海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的楼上,专有两个房间办公,解决了报到干部进入租借的困难问题。这是戴笠给王兆槐大队长一道手谕办通的。

  (四)青浦、松江两技术干部培训班

  戴笠在组建新军的名册中,发现所属各部队中,有很多是经章乃器先生以及其他爱国人士介绍的失学失业知识青年,另外还有原上海公民训练联队(陶一珊是这个联队的总队长)中的不少大专学校出身的青年,作为普通列兵使用,不能发挥所长。于是他灵机一动,首先调余乐醒负责筹办青浦技术干部训练班,不到十天之后,又调谢力公负责筹办松江技术干部训练班。两个班所任命的负责人为副主任,戴笠自兼主任。这是他一贯的手法,不如此,不能造成以他为首的特殊势力。

  这两个班的训练时间都是一个月,主要是训练侦察、行动、爆破等技术。原定计划是将两个班各五百名的技术干部,分发到各支队工作,讵料青浦班刚刚毕业,还未分发出去,因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匆忙后撤而作罢。松江班尚未毕业,且离金山卫近在咫尺,夜间遭到轰炸袭击,慌乱中逃入附近一竹林掩蔽,被敌军发现,遭到袭击,全班五百余人,幸存者不满五十人,其惨状难言。该班大队长廖曙东上校是黄埔第六期同学,在无可逃避的情况下,跳入一水潭中,以自卫手枪击毙前来包抄的日军敌人,高呼:“中国不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死于乱枪之下,甚为壮烈。

  (五)配合正规军作战

  这个部队,除第五支队布置于南市一带,负责维持治安。肃清敌谍。守护仓库等任务外,其余第一、二、三、四支队十二个大队,均按预定计划,配合正规军部属于苏州河沿岸。因敌军炮火猛烈,虽难于深入敌后,但与正规军一起同日军血战,都视死如归,前赴后继。我曾亲到前线视察慰问多次,见各大队坚持奋战到底,自动去堵击阵地破口的敌人,无论如何令其后撤也不听,虽伤亡惨重,由战斗不止。我在前线亲见一支队长李穰,周身捆上手榴弹,两手各持一柄德造快慢机手枪,高呼着率领队员,向敌冲锋,负重伤仍不下火线。又见朱学范支队之盛瑜大队的一位中队长毛勋,率领一个中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接连三昼夜不下火线,全中队伤亡过半,该中队指导员朱巨阵亡时,高喊:“为指导员报仇!”他的呼声,激励着战士个个奋战扬威,向敌阵冲去,压倒了敌军气焰。毛勋负重伤后,与该中队幸存的战士掩蔽在一座便桥下柴堆里,被敌机发现,惨遭轰炸扫射,死伤累累,毛本人周身着火,胡须头发烧光,两耳震聋,从桥边一直滚到水里才得救。他是湖南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抗日战争胜利后,我曾在长沙见到他,虽然伤重身残,但他分享着胜利的喜悦,含笑着对抗日胜利表示深深的祝贺,爱国英雄志士,何止千万。

  记得十一月初旬,我奉命率领叶霞娣、赵蔼兰、陈兰等三位女同志代表苏浙行动委员会前往租界各医院慰问别动队五百多受伤官兵,据人事科调查统计,战死官兵一千五百人以上。上海战役撤退后,我改调为前方办事处处长,从南通天生港绕道到苏州、句容等地,负责收容别动队撤散的部队。我派六个收容小组四处收容,仅得万人中的两千人。除少数星散不归者外,其余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他们同心同德抗日救国的精神,永远不可磨灭。

  四 给八百孤军送电话机

  淞沪抗战中,感天地而泣鬼神的英烈故事实在太多,如果搜集详纪,刊印成册,将是一部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我为了部署别动队第五支队陶一珊部配合正规军坚守南市,在上海撤退前夕的一个风雨之夜去见戴笠,戴问我认不认识谢晋元同学?我说是我同期同学,不但认识而且交情很好。他便说,请你即到哈同路宋子文部长公馆去,他为我们准备好了四部西门子电话机,这是当时在上海买不到的。送三部到南市锦江公所,交给周道三(周伟龙的别号)转陶一珊,要他监督协助陶部配合正规军作战,坚守到底,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退。这三部电话机都可直通我的办公室。另一部请你亲送四行仓库交谢晋元团长安装好,这部电话机既可以通外界,也可以与我直接联系。老头子(指蒋介石)忙,但要随时了解四行仓库守站的情况,与我联系好,也就是随时都可禀报校长(蒋介石)了。他说完便催我立即去办。

  我感到上海已经鏖战三个月,精锐部队元气大伤,敌人如打过苏州河,上海市郊即将腹背受敌,上海这座国际城市必将成为瘫痪的死城。更可虑的是日军如从金山卫硬滩地带偷渡登陆,直插松江、青浦切断京沪线,则我军退路全无,结果不堪设想。我怀着这些预感,一口气向戴笠说个痛快,戴心里虽有同感,嘴上却装作不以为意地说,老兄是不是过虑了,国际城市我不相信日本敢独吞。金山卫方面是可虑,不过老兄也过于敏感了,还是快去快回,我等着通话呢。

  我立即坐自备车到哈同路宋公馆,按照惯例,讲了英语放进门去,并直告门房警卫说,是来取得利风(即电话)的。他说,戴老板已来过电话,四个纸盒中都是电话机,请签字取走就是了。我连姓名也不曾通报,签了“戴雨农交办”五字。我验收无误,搬上汽车,直奔南市锦江公所。

  找到了周伟龙,将三部电话机交给了他,并交代了戴笠的话,要他立即转交陶一珊安装好,戴老板正等着通话,更重要的是老头子等着了解情况。我的话音刚落,周过于紧张,叫我不要走,等找到陶一珊再说。这时候陶闻讯赶到,一开口就要我留在指挥部不走,并说,要死也得死在一道,周也随声附和。我严肃地说,当务之急是立即安装好电话,同样是十分火急的任务。陶、周呆若木鸡似的瞅着我上车走了。送完电话机后,我将陶、周心理状态向戴汇报。他未等我说完,便立即坐车赶到锦江公所去找陶、周二人谈话。

  我赶到四行仓库见了谢晋元,他精神抖擞,向我行军礼,拥抱我,问我前来有何指教?我捧着电话机说,这是我奉命从宋子文部长公馆取来的,里面有通天术,雨农先生等着与您通话,校长也等着了解情况,请赶快架起来。谢一听我如平日见面一般风趣的话,很为高兴,便立即将电话机接过去,交给懂技术的青年军官,在制定的位置安装起来。当我告辞欲出时,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好像有千言万语要向我说,可又默然无语。我很了解他的心情,不忍立即离去,反而拉着手坐了下来,相对无言,终于由我打开了话匣子。我问他,您领导这个团有建制兵员多少?防守的计划如何?有何困难没有?……我提出了这一系列的问题,一方面是为了安慰他,希望能对这位穿着草鞋一同入伍,后来又一同南征北战的老同学有所帮助,而更重要的是为了回去交差,预料戴笠不能不问。谢晋元已然雄赳赳,气昂昂地回答道,兵员有八百多点,是经过我亲自严格训练过的爱国志士,各级干部都是黄埔同学,同心同德,有敌无我,有我无敌,是不会辜负校长平日教导的苦心的。需要储备的粮弹以及生活必需品,正在筹集中,谅不会有困难。所虑者,我这八百孤军,举目无援,守护无期,若水电一断,也就难以预料了。他与我且说且走,在仓库内巡视一周,还向我讲了设防的计划等等。凡他引我巡视过的营房布置,整洁有序,井然不乱,间闻爱国歌声,雄壮激越,令人振奋鼓舞。我俩在巡视中有说不完的话,只好打断,并针对他忧虑防护无期,水电若断的问题,予以鼓励安慰。回忆起来,还说过如下的一些话:“您率八百孤军死守一个仓库,是代表了五亿中国人的爱国精神和不可凌侮的国格民心。八百孤军并不孤,您们的周围有全国全世界的正义舆论在支持。日军嚣张气焰总是一时得逞,决无蛇可吞象之忧。”我的话还没说完,他拍案击掌以示决心,取出袖珍日记本,写下“永保万里长城在,留得丹心照汗青”两句壮语撕下来交给我。我体会他的意思,归去后将这一纸条交给了戴笠,也将在四行仓库所看到的一切作了汇报。戴笠紧握着我的手说,辛苦了,两处都通话了,校长前也禀报了。

  五 组织“友谊社”

  我在八一三抗战的三个月中,经常在戴笠身边工作,余乐醒称我为“阵阵不离穆桂英”,谢力公等说我是“麻将牌中的听同”。不论怎么比喻,确是把我累得喘不过气来。

  正在十万火急组建别动队之时,九月中旬的一天,戴笠要我到法租界拉都路某号章乃器先生的住处,与两位上海大学毕业的学生程克祥和彭寿见面,对于章乃器先生为何要介绍这两人?见了面怎么办?他都没有交代,我不便询问。我知道章先生是上海的红人,也是忙人,初次见面,心里全没有底。单戴笠平时要访什么人,照例直呼其名,难得加上“先生”二字,今加先生,不可怠慢。

  我按时到拉都路,没有看见章先生,但见到两位青年与一位女士在客厅里谈天。一见我入内,女士自我介绍是胡子婴,自称是章乃器先生的伴侣,同时又介绍了两位青年,即程克祥和彭寿。我正苦于戴笠先生没有交代,章先生不在,无须多谈,胡女士却爽朗地说,戴先生与我们商量过,程、彭两君是上海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也是爱国学生运动中的热血青年,与章先生是师生关系。两君爱国有心,与日本人办的同文书院中的某教授有友好关系,愿以这种友好关系为当前的抗日战争做出贡献。程自称是江西人,彭自称是湖南人,其他未谈。我心里摸不着底,对胡女士所谓愿以友好关系先给当前抗日更是不解其意,只好将话岔开,推说详情改于明日章先生约定时间再谈。胡女士便以肯定的语气代章先生说,明日上午八时仍在我家详谈。

  我返回汇报时,戴笠经过一番深思后说:“此事唯恐章乃器先生书生学者上当,我们也得谨防反间之计,看情况只能将计就计,反正在租界上谅也跳不出我们的手心。”他说完后,又反问我们看法如何?我说:“章先生没有见面,胡子婴女士代他作了初见的介绍,并不曾谈到原则性的问题。我看章、胡是出于爱国赤诚,无非是要重用程、彭两人打入同文书院这一日谍巢穴,作些反间工作,究竟可不可靠,也得从掌握中考验。”戴对我所言,频频点首,于是作出决定,批准明日再谈,注意有何要求,授权我妥为处理,并对章、胡的介绍表示感谢,希望在爱国抗日斗争中合作到底。

  第二天按时会面,章先生热情款待,胡子婴则未参加谈话。我开门见山地问程、彭两君有何要求及具体计划?章则说明,只负介绍见面搭好桥,其它无可建议,说完就退入内室。我静心听取了程、彭两人的谈话,程克祥以第一发言人自居,彭寿只是敲打边鼓。我能记忆起他们的意见有:(一)请政府信任他们的投靠是出自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哪怕粉身碎骨,在所不辞。且申言要去宣誓报国,决无二念。(二)拟议中的活动范围及重点所在,除在英租界和法租界外,要深入到同文书院及虹口地区,拟议“以文会友”之义,成立一个名为“文友社”的组织,不定期地出版文艺刊物,以程为社长,彭为经理,并设男女记者五六人。(四)相应地要求条件三项:租用一所独立的三层楼房为社址;一次发给备用金法币一万元;准许购置小轿车一部,配司机一名。

  我原则上同意所提的三点意见,关于工作计划,希望再详细拟定。经费开支及租赁社址、购置小汽车等,可列出预算,连同工作计划书,一并由我负责报请核出。

  这次谈话结果,程、彭感到满意,章先生退入内室并未与闻。当我告辞时,我是一团高兴,他也乐得哈哈大笑。但我仍不忘戴笠的指示,提防书生学者上当,特别是我们的考验要着重谨严二字,决不可粗心大意。

  戴笠办事雷厉风行,分秒必争,夜以继日,一天当几天过,要求部署亦复如此。我归后按从权处理的内容作了汇报,原限一天时间将文友社的编制预算定下来,他嫌太慢,限连夜办妥文件,上报备案,又限我三日内将文友社这座反间谍巢穴布置起来。一万元钱不折不扣地批准了。我本来想请他另找人接替我办此事,否则人事科、办事处里里外外怎能抓得开,可是在他的督责下,只能蜻蜓点水般地奔走于三处办公室,抓住了易珍、赵宣两位助手帮忙,才将门路打开。文友社限三日成立,我明明知道办不到,却也不得不办。恰巧黄埔第六期同学王力(字树人)自杭州前来报到,我喜出望外,要他屈就文友社一名开大门兼收发的无名英雄(文友社租赁法租界吕班路的一座三楼三底的洋楼作地址)。既不许暴露黄埔学生的身份,又要装作无所作为的司阍模样,不论如何在人前受气挨骂,也得笑脸迎人,低三下四不以为辱。他答复得很干脆,怎么说就怎么办,爱国工作必当卧薪尝胆。他的右足在战场上负过伤,走路有点拐,在后来的反间谍工作中,谁也没有识破他实际是总揽全局的负责者,我又安排了由特务处调来的两位女同志,以记者的身份进行神出鬼没的活动,他们也没有识破这位司阍人就是顶头上司。程、彭两位引入该社的记者共有三人,我知道是日方派来的间谍,毫不迟疑地用用下来,但故意说为了确定工资待遇,要考试,要审查资历,要有可靠的保证人和保证金等等,他们唯恐暴露狐狸尾巴,说是为了爱国尽义务,宁愿不计报酬,我只好闷在肚皮里笑。但是问题是由特务处调来的女记者,怎么能与他们打成一片而不露马脚呢?此事我向戴笠作了汇报,他说这好办,先叫程、彭当考试官,当场考试,合格则用,不合格免收。实际上调来的两位女记者,都受过大专教育,和女警官专门教育,年轻貌美,能说会写,善绘画粘照相,是难得的人才,当然不愁考不及格。但为了避免考试时路出马脚,不得不秘密先训练一番,要她们千万不要逞能,连善于骑马、射箭、打枪等一套也别露出来,否则工作就会全盘失败。她俩一个叫安占江,东北姑娘,在北平警高受过良好的训练;另一个叫吴忆梅,曾任过《上海晚报》的记者,在中央警官学校受过良好的训练。两人的学历和阅历都不是初出茅庐的乡巴佬,可又装成什么也不会,而一教什么又会起来。她们一试便中,竟以记者新手,混入到同文书院和日本海军俱乐部,将所要收集的情报资料逐日汇报不误。特别是将日谍的行踪及其混进租界和上海近郊的联络点和关系人,也大致弄出头绪,而日谍还蒙在鼓里,从来没有对她们产生怀疑。

  我记得有一次通过两位女记者的引诱,在租界上将同文书院的一个名叫福田信一的间谍教授绑架过来。这个以教授作掩护的日谍上尉,被绑架通过法租界时,指导这一行动的余乐醒本是老手,这次要他一手教出来的学生王业鸿接替了自己。不料第一次用麻醉剂裹在打湿的毛巾里,一堵住那个伪教授的口鼻,他便大声呼救起来,王业鸿慌了手脚。但两位女记者从容和镇定地对前来的安南巡捕说,家兄有神经病,做姐妹的要护送他入精神病院去检查病状,就这样顺利地把他绑架到了南市警察局收禁起来。

  文友社的汽车司机是程克祥引来的,颇为狡猾,很难对付,王力多次向我汇报,要换掉他。我商之于两位女记者,安占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说只能以毒攻毒。由她们在日本谍报人员中点火,说司机骄傲,看不起中国人,引起大家议论纷纷;说他是日本浪人,要对付他。日谍做贼心虚,便力促他以自动解雇为名调走了。程不知以毒攻毒之计,反而大喊无司机怎么办?我乘机又以招考为词,暗中商请朱学范先生介绍了一位司机。朱先生介绍来的这位爱国司机陈阿毛与王力配合,称得上得心应手。

  文友社的反间谍战虽不到两个月,但程、彭两人在复杂的斗争中由脚踏两只船,渐渐感觉到爱国主义的威力,不得不自表忠心,文友社也就成了一边倒的既不文也不友的反间谍掩护机关,既是对付日谍,同事也是对租界当局的一种难以告人的苦斗。文友社之所以能做到一边倒,章乃器、胡子婴这两位爱国人士是出了大力的。当我调离上海时,在扬子饭店为我饯行送别的一个晚上,他俩带着可爱的女儿与我谈了不少珍重惜别的话,还特别提到他们原来担心程、彭不义,在我们的帮助鼓励下,使他们的学生终于一边倒,他俩也就放心了。我写到此,缅怀着两位英明留史册的爱国人士,不胜憧憬悼念之情。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底,由于淞沪战役形式转变,我奉调为前方办事处长,文友社便交给王力负责。这时战事近尾声,文友社已不存在,单文友社反间谍斗争犹在继续。一直到抗日胜利后才结束。

  程克祥表忠诚后,得到了戴笠的信任,要他保持与日本间谍网的联系,并得到日本报导部给他的新任务。我将他带到南京,交给南京区长钱新民,运用他与日谍作斗争。他一到南京,便住进德国饭店,这时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已开始形成。后来程克祥隐藏在伪周佛海的庇护伞之下,一直到日本投降时为止,与彭寿等成为八面玲珑的新贵。

  本文摘选自《八一三淞沪抗战》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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