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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抗战与二十九军大刀神威再审视
2020-08-10 08:59:30   来源: 近现代史研究动态     点击:


  摘要:1933年3月12日,在长城抗战喜峰口战役中,国民革命军第29军500名大刀队员夜袭敌营获得成功,鼓舞了民族士气,凝聚了国人构建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的政治诉求与情感需求,以及对民族危亡的焦虑,夹杂着对传统刀文化渴求,对男性气概的性别想象。大刀神威的形成离不开鼓舞士气的政治需要和媒体塑造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反映了近代以来西方现代知识体系的冲击以及反抗日军侵略的背景下,国人处于对传统的眷恋与对民族独立和现代性的追求之中,努力尝试重建民族自信的强烈愿望与要求。正是因为现实困惑与美好愿景并存的境域,促使大刀神威一经形成便迅速传播,同时也引发了某些质疑大刀神威的声音。

  关键词:长城抗战; 二十九军; 大刀神威; 男性气质; 媒体塑造

  绪论

  1933年3月9日,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联合先遣队进犯长城要隘喜峰口,增援喜峰口的国民革命军第29军扬长避短,夜袭敌营,用传统大刀与拥有现代装备的劲敌展开肉搏,展现出中国军人不畏强敌的抗战精神。此役给国人带来期待已久的胜利喜悦,也使日军心惊胆寒。日本《朝日新闻》称,喜峰口一战使“‘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未有之侮辱”。中国军人挥舞大刀向日本侵略军发起冲击的壮举,成为长城抗战乃至中国抗战的标志性动作之一。中国军人用大刀战胜强敌的精神极其可贵,被广为传颂。然而,“大刀杀敌”背后复杂而深刻的军事、政治、文化因素在中国抗战史的叙事中未能得到细致分析。

  事实上,在媒体中,大刀的威力被夸大了。媒体竞相使用“大刀却敌”“砍杀无算”“大显神威”等词语,文艺作品也尽情渲染大刀、大刀队的威力:“以大刀之威,夺得敌大炮二十四门,坦克车八辆,毁敌铁甲车百余”;“大刀起处,来往砍杀,绝无虚发者也”;“于轻捷凌厉之中,往往敌被砍死,其枪亦复碎而为二,敌以不堪砍头之痛,于是遇大刀队辄为慑服”,以至于“倭奴一见白刃,即悲惨失神”。

  据1933年3月31日《大公报》载,国人纷纷发来贺电,赞扬其历史功勋,捐献大批物资,包括大刀,引发了“捐大刀还是捐飞机”的争论。政府、政党、军队乃至国民生活迅速与“大刀救国”联系在一起。北平(今北京)、山东、安徽、广东等地方政府受“大刀神威”的激励,专款制造大刀,捐给前线将士;或供当地警察使用,以维护治安;或计划组织大刀队以备不时之需。1933年4月1日《新京日报》亦载,“市党部以倭寇最畏大刀,故旬日以来,前方作战,得力于大刀最多,倭寇被斩者无算。因在京特制大刀千柄,赠送前方将士。此项大刀业已制好……市人见之,咸大呼杀绝倭寇不已”,甚至还大胆预料“将有万余倭寇死于此批大刀之下”。

  为答谢慰劳团体,29军军长宋哲元令大刀队展示大刀的威力。有些城市警察检阅,也表演大刀术。武术团体纷纷招收徒弟,希望“提倡我国固有武术”,借助“飞檐走壁之术”,组织大刀敢死队担任最前线冲锋杀敌的任务。即便是妇女、儿童等群体,与大刀也有互动。妇女慰劳团体崇敬大刀队的报道屡见不鲜。“小弟弟练习大刀预备杀敌”的报道,“儿童大刀队”的画作显示出“大刀救国”也涉及儿童。检索大成老旧报刊数据库、民国报刊全文数据库,在1933年3—6月间,大刀多与长城抗战有关,约123条。褒扬大刀杀敌和大刀威力者占92%,相反者为8%,足见国人对大刀十分关注。

  长城抗战期间,形成了“大刀救国”的社会舆论。媒体和国人均不同程度地参与了大刀神威的制造,却有意回避了使用大刀的真实原因与实际状况。现代战争本应以最少牺牲换取最大胜利,竞相使用现代化武器装备,采用先进战略战术,而大刀神威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国人对传统兵器不切实际的误解和幻想,送给将士的不是现代化的枪支弹药,而是一批批大刀。这些大刀来源混杂,质量参差不齐,有些是家中祖传之物,有些由地方刀匠打造,有些由兵工厂制造,有的易卷刃、报废,很难派上用场。这给浴血奋战的前线将士带来隐患。对大刀的推崇,更多是国人的一种精神向往,并不能有效提升抗日将士御敌的杀伤力。

  那么,大刀究竟勾起了处于民族危机之中的国人之何种特殊情结?这种情结又是怎样促成了大刀神威的持续发酵?考之历史,1930年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加深,抵抗日本侵略成为国人的首要任务。在中国军事、外交长期不振的情形下,国人对于抵抗、胜利的渴望在喜峰口取胜后得到满足。而29军使用的大刀,更使这场胜利的意义和价值被放大——大刀成为神勇无比、克敌制胜的神器。其在特定情景下发挥的独特作用,经媒体和国人包装而不断放大,具有神威,这是军事战争、舆论宣传与社会反应多重互动的结果。因此,探讨大刀神威的成因,须从军事、社会、媒体等方面综合考察。

  大刀神威的核心是以冷兵器对抗现代化武器,以弱胜强。这是一种单一的叙事结构,同时又有模糊的界限。究竟传统兵器在什么情况下能够对抗现代武器,并能以弱胜强?在军事上,大刀神威的叙事掩盖了29军使用大刀的主、客观原因,夸大了大刀队的实际杀伤力。实际上,大刀能够具有神威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动力不可忽略:在世界现代化大潮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的背景下,中国不仅有建构民族国家等政治诉求,也有强烈的现代性追求。这两种诉求在“大刀救国”这一问题上找到了共同的宣泄口,也在大刀神威中得到了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对现代性的追求不仅没有与作为传统兵器的大刀相矛盾,反而与大刀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辩证统一,即在深受传统刀文化、侠义精神以及男性气质影响的同时,也认定大刀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更能够帮助中国军队战胜强敌,进而建立起现代民族国家。解析大刀神威,还要特别考察不同媒体的传播特质及其所发挥的作用:文学化、美学化的媒体塑造,强化了持刀壮士形象,其中隐含的对于男性气质的崇拜,产生了尤为广泛的社会反响。

  一、大刀显神威

  大刀的神威,是国人将其与喜峰口战役的胜利联系在一起。然而,29军以大刀为武器是一种无奈之举。抗战初期,中国军队的军事装备普遍较为落后,不仅缺乏重武器,就连刺刀也不普及。在长城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使用大刀的现象较为普遍。孙殿英、冯占海所部都使用大刀迎战强敌。而29军的军备、军需、粮饷等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差距极大,所拥有的枪械多是汉阳造和“三八式”,或者老毛瑟枪,由修械所陆续制造的或从孙殿英处买来的土造枪。全军只有野炮、山炮十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步枪上没有刺刀。军饷常常只能发出六七成,既不如中央军,也不如东北军[7]。然而,该军素有刻苦训练的传统,将士们普遍练习武术,可以自造宽刃斜尖的传统大刀。这种刀坚实沉重,利于劈杀。为此,军中还聘请武术高手专门设计对付敌人刺刀的刀术,让官兵勤加练习。结果,无奈使用的大刀却成为杀敌立功的重器。该军能够取得长城抗战的首场胜利,并非仅仅因为使用了大刀,而是采用夜袭、近战、突袭等战术的结果。

  1933年初,刚刚北上抗日的29军在喜峰口迎战日本侵略军。国人对该军寄予厚望,宋哲元也将其视为提升自身地位的绝好机会。宋哲元还将上海“一·二八”抗战中19路军使用大刀的经验运用到军中,印发材料,共同研讨。29军军纪严明,受儒家忠义观念的熏陶,具有敢于拼杀的思想基础。抗战之初,宋哲元抗日态度坚决,提出“本军之枪口誓不对内”,强调“我们想要救国,就应该维持中国固有的道德”,认为“国民果能力行忠孝,国家就可强盛”。这样的治军思想促使29军官兵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能够服从指挥,不怕流血牺牲,勇于夺取胜利,求战热情很高。

  1933年3月11日夜,赵登禹率董升堂团及王长海团,佟泽光率李九思、仝瑾莹团,兵分两路出击。其中,董升堂及王长海挑出约500名擅长刀术的官兵组成大刀队,配备大刀和手榴弹。在到达三家子、小喜峰口及敌狼洞子、白台子炮兵阵地后,他们杀入敌营,出其不意地取得胜利。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大刀队只是夺取喜峰口胜利的部分军人,并非单靠大刀,而是“远则枪击,近则刀砍”,或“挥大刀,掷手榴弹”。至于佟泽光旅从右翼经铁门关出董家口,绕攻敌左侧背喜峰口东侧高山阵地,在日军增援后,解董升堂、王长海二团之围,阻止日军的反攻。王治邦旅待上述二旅得手后亦出击歼敌,进一步巩固战果。

  至于此役究竟如何发展,毙伤多少日军,缴获多少战利品,似乎并没有准确的答案。遇袭的日军为步骑炮联队,“以日兵两旅团为基本,并附伪军,计共约三万人之谱”。夜袭后,宋哲元报告:“敌人早在阵地极力做工,气已馁弱,均已在我包围中,准备本日将该敌歼灭。”13日,宋哲元又报告“敌颇现惊慌不能支持之样”。日军转攻罗文裕后,3月17日,宋哲元报“白刃相接,血战终日”;18日,又报“攻山楂峪口之敌始不能支,向北溃退,我官兵将敌砍杀无算”;19日,则报“我官兵奋不顾身,拔刀冲入敌阵,砍杀无算”。至4月中下旬,29军与敌多次交锋,宋哲元发送的电文皆言将士用大刀痛击日军。

  媒体对喜峰口一战及后续战事的报道更是不厌其详。1933年3月13日《申报》言:“宋部勇迈直前,致敌剧创。大刀队肉搏,尤为敌所惊讶。”1933年3月14日《中央日报》说:“喜峰口大捷歼敌六千,夺获大炮十八尊,坦克车七辆,步枪五千余支。”然而时任第37师参谋长张樾亭后来回忆:日军利用喜峰口侧背村落露营,“有两个村落之敌被董团消灭,其余撤至壁上”,此次夜袭“消灭敌炮兵一连”[7](P442),难以达到歼敌6000的数目。至于后续战斗的情况,《益世报》《中央日报》分别以《宋哲元部大刀饗敌记,喜峰口日全军覆败》[13]和《喜峰敌军全部解决》[14]为题进行了追踪报道。时任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的朱庆澜,在为该军报捷时更称:“每夜至少砍杀日军千名以上,截至现在,总计被俘虏及死伤者在万名左右。”然而,宋哲元在3月20日报告喜峰口战况时只是说“双方伤亡比较,我军连喜峰口之役共三千人,敌人至少在三千以上,五千以下”。此数字尚难断定准确与否,且是董家口与喜峰口歼敌的总和。可见,媒体披露的日伪伤亡数字似乎并不十分准确。而中国军队的伤亡亦十分惨重,500人大刀队“仅余30余人而已”,连、营级军官阵亡多人。时任第37师副师长的何基沣称:“是夜官长阵亡者,计团附胡重鲁,营长苏东元,连长二人。受伤者,团附一人,营长二人,连长七人。”宋哲元在电报中曾多次提到该军伤亡惨重。

  那么,手持大刀的中国军人与敌正面遭遇或展开阵地战时,大刀的威力能否充分发挥,并帮助中国军人缴获重型武器呢?大刀队缴获坦克一事,曾盛传一时。《摄影画报》《东方杂志》《申报月刊》《中华》等媒体先后刊出被缴获的坦克照片。然而,日方称:“中国方面因为热河沦陷之速,企图恢复名誉,充分进行中国独特的虚构宣传,散布谣言称或已毁灭日军两部队,或已缴获多数小枪、火炮、坦克,积极欺瞒不了解东方情形的外国人。”尽管此番言辞有不愿承认失败之嫌,却使缴获坦克之事扑朔迷离。

  据何基沣回忆,夜袭敌营时“夺获敌人的大炮、坦克车,无法携回,都予以炸毁”,故“只携回炮镜和轻武器等”。而他并未参与夜袭,37师参谋长张樾亭和亲自参加夜袭的董升堂对此事只字未提。宋哲元也仅提及:“真(11日)晚绕攻时,我王团长长海将敌炮兵阵地占领,得大炮十一门,因山僻路险,未能运回,当经完全破坏。”试想大刀队若确实缴获坦克,则为空前战功,为何宋哲元只字不提?即便何基沣所言属实,大刀队缴获坦克,当夜就地销毁后,又怎能拍照刊出?其中存在逻辑漏洞。细看《摄影画报》(1933年第12期)、《东方杂志》(1933年第9期)所载照片,这些“坦克”外形轮廓生硬,轮子似无钢骨,驾驶室似烟囱,很难与投入战场的坦克相提并论。据时任第32军军部副官处长的唐永良回忆,当时驻守开平的32军军长商震为使士兵知道坦克形状,下令唐永良制作模型。这些“坦克”是他以木头、纸、布等制成,逆光拍摄。因喜峰口抗战声名在外,唐永良便注明是喜峰口虏获的坦克,寄给报社,被刊登。事后,商震还因他“不替三十二军做宣传”而不满。可见,大刀队缴获“坦克”之说不可信,但在当时却让国人大为振奋,迎合了传统兵器战胜现代兵器的心理需要。

  大刀队的威力,经过舆论宣传而被放大。在媒体报道中,该军于喜峰口附近长城各战役中所取得的战果与大刀队在喜峰口一地的胜利混为一谈,全军将士似乎都只用大刀。当媒体将胜利与大刀联系在一起后,迅速引起国人的关注。毋庸置疑,你死我活的肉搏、劈杀,爱国将士的大量牺牲等构成历史的真实,一雪“不抵抗”的前耻,又大刀略带模糊的神奇威力,既是大刀被神化的基础,也延伸了大刀神威的想象空间,并赋予更多内涵。

  二、英雄气概与男性气质的集中展现

  喜峰口大刀抗敌的价值在于,集中展现了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者的崇高精神,缓解了国人对中国军队不抵抗的焦虑。例如,1933年3月16日《大公报》即说:“中国对外,殆无真正作战之能力,其实不然。”国人认为大刀具有神威,使用大刀可以取胜,“大刀救国”论开始发酵。这种认知源于媒体对大刀队以弱胜强神勇的宣扬,赢得国人对大刀的偏好,以及对战果的夸大。当进一步探究国人对大刀偏好的内在原因时,不难发现,大刀勾起了国人对传统刀文化与侠义精神的眷恋,赞赏、崇拜持刀勇士的男性气概和匡扶天下的使命感,夹杂着民族主义情感的宣泄。

  所谓民族主义,是国人在近代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时凝聚起来的民族认同及其表达。国人不仅从喜峰口大刀杀敌中看到了争取民族生存的希望,而且纷纷表达出对民族文化的眷恋。所以,可以从民族主义情感的政治化表达和对传统文化的眷恋这两个层面分析大刀神威的内在根源。

  喜峰口大捷后,来自不同团体和个人的贺电都近乎一致地认定大刀杀敌为民族争光。例如,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赞“大刀砍敌,杀戮甚众,尸满山谷,寒倭贼之胆,为国家争光”;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称“一战而夺回名关,再战而聚歼倭奴,山河生色,国家有光”;胶济铁路工会期盼大刀队“一鼓歼敌,还我河山”;上海市协会希望29军“为国前驱,尽复失地”;海外侨民组织捐款捐物,并祈29军“继续努力,收复国土”。这些贺电传递着两个共同的主题:收复失地与弘扬民族精神,由此可见国人不仅萌生了民族国家意识,而且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使得对传统文化中大刀的眷恋成为“合理诉求”。

  刀为中国传统兵器,在古战场上发挥过重要作用。而刀文化、侠义文化与尊严、正义有所联系。与“剑”受到儒士文化浸染不同,刀的形象更加孔武有力,富有“武”的气质。在长城抗战期间,大刀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力量,被称为“国粹”。在媒体上,受到赞誉“大刀队之砍敌,不尽在刀锋之锐利,尤佐之以国粹的国技。盖奇我国武士道于其中”。因此“碰着就死,挨着就亡,锋利无比,除非是中国的武术家,外行简直拿不动它,把小鬼吓得直白瞪眼”。不禁发出“可爱哉大刀,可畏哉大刀,以廉价之国货大刀,竟能破强敌之飞机、坦克,及一切优美之利器”等言论。于是,大刀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增强了以此抵御现代兵器的信心。中国近代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曾赋诗多首赞扬大刀和大刀队:“大巧若拙用大刀,大新若旧国术高。”“飞机坦克尔何物,钢筋铁骨壮士颜。坚甲利兵究何用,万夫莫开此雄关。”一时间,大刀成为“最有效的国宝”,大刀术等国术也重新盛行起来。国人对“洋枪洋炮”持有怀疑乃至不屑的态度,称敌人“非要用飞机大炮”,是为“蠢笨”。宋哲元曾提到“敌地逃回百姓均谓我华军不畏枪炮,(日军)新兵器皆无用等语”。更有人称日方因“自九一八以来,所受中国大刀之教训,非常深刻”,“决将恢复古代之日本刀”,并想象出一幅奇特的战争图景:“双方对阵,挥刀相砍,杀过来,杀过去……其雄壮之姿,恢弘之态,固非现代科学战争所能梦见也。”

  这种将大刀与现代武器等同,甚至认为大刀胜过现代武器的现象,不仅仅是传统兵器对抗现代武器的问题,更是传统思想与现代观念在民族主义话语中既对立又融合的微妙组合。杜赞奇在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一书中提到“传统中的现代性”(tradition within modernity)这一概念,用以阐释东亚女性在20世纪初期被民族国家赋予了传统文化中权威的理念,并通过这些女性作为传统理念的载体来表达民族主权国家对于现代性的追求与掌控。这一概念也可以用于解释大刀神威问题。晚清以来逐渐普及的现代科学意识,一直与偏好传统的非现代理念对立、冲突。可是,当捷报传来,媒体不是在赞扬抗战精神的同时呼吁军备现代化,而是盛赞大刀进而提倡“大刀救国”。这既是传统对抗现代意识,也是传统内化了对现代性的追求。由于民族主义情感与传统文化相辅相成,彼此互动,这一内化经过民族主义话语的塑造,又使得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发生了特殊的变化——传统化。可见,即便是受到新思想浸染的知识分子,也尚未充分理解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民族独立之路和现代化之路。他们出现一种困惑:在民族危机的背景下,既然强调共同的文化纽带,强调历史叙述中的中华文化的内聚力,又该如何把这种叙述与国人对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诉求结合起来?在民族身份认同发生了严重断裂的20世纪,国人在见证大刀队使用冷兵器战胜强敌后,既对中华民族不堪的现实充满悲情,又对民族复兴有所期待,这就使得遭受外来文化冲击的传统文化,与激情的民族主义话语,在“大刀救国”上得到了联合。大刀神威的形成,也反映出精神对物质的挣脱。物质匮乏的严酷事实不断提醒着国人,中国需要抗日决心与无畏精神,更需要充沛的物质资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国人对物质与精神的认知出现了扭曲变形:对抵抗精神的向往,变为对牺牲的颂扬;对物质匮乏的无奈,变为对传统兵器的依赖。对普通民众来说,推崇和神化大刀,是因为大刀是民间的一种传统武器。人人可以接触大刀,人人可以学习如何使用大刀,大多数人都可以负担得起购置一把大刀的费用。因此,大刀为他们提供了“救国”的可能。因此,许多民间团体组织操练大刀,国人纷纷捐献数量不等的大刀。在人们的观念中,拿起大刀,似乎就能像民间传说、小说中的英雄一样,“坚持正义,反抗强暴,勇赴国难”,践行忠勇道义。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人们弘扬大刀神威,旨在谋求参与国事的通路。

  大刀神威中不仅包含着对传统文化的眷恋,还包括对于英雄豪杰的崇拜,即“刀人合一”。具体来说,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国人需要看到“抵抗”的实际行动。他们对挺身而出,富有牺牲精神、敢于肉搏拼杀的壮士充满崇敬。相比之下,枪炮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显得陌生,远不如大刀杀敌的情景直接、具象、具有感官冲击力。人与大刀的结合,还彰显了男性气质。国人将大刀、男性、保家卫国等联系在一起,使之成为大刀神威的载体。雷金庆认为,中国传统男性特质包括“文”与“武”两大部分,“文”即文质彬彬的儒士风采,“武”即健壮、勇武、忠义等,大刀恰恰能够反映出这种“武”和“阳刚”的气质。在中国传统叙事中,大刀与忠勇道德品格之间也存在某种联系,关羽的文学形象堪称代表。他“忠义”的道德品格,符合中国传统文化对道德的要求,那把青龙偃月刀成就了其“忠义”特质。在《水浒传》中,有许多英雄好汉使用大刀,依靠大刀展现英雄气概。《聊斋》中王司马使用大刀对抗外夷的描述,扩大了其使用范围。大刀还具备“大力”的意味。《清稗类钞》中有“江阴有煎海僧,初为明诸生,所用铁刀重八十斤,清兵围江阴,率壮士五百人守城”的描述。在近代文学作品中,同样有许多使用大刀的英雄,如用大刀抗敌的“猫山好汉”,以及持刀营救谭嗣同的大刀王五。这类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和媒体上反复传播,容易强化国人的记忆。男子强壮威武的身躯,加之大刀的衬托,凸显阳刚之气。

  基于这样的心理定式,“武”的男性气质在战争环境下进一步彰显出来,而大刀也成为孔武有力又笃信忠义的英雄的标志性武器。喜峰口大捷之后,一些文章、诗歌套用形容古代勇士的词汇描述现代人物事迹,通过对古代壮士的追忆引出对喜峰口战役中大刀队的赞颂。《华北战事画》(1933年第1期)刊文称一位战士为“血染黄沙,名垂青史:手刃十余倭奴身受巨创之我大刀队马德元君”;《广州杂志》(1933年第17期)载文《大刀诗》称500人大刀队“尸横如枕藉,惨状犹地狱,白肉积成堆”;钱国成在赠给大刀队的诗词中则写道:“愿餐胡虏肉,不愿闻归期。”“壮士怕头白,成名正此时。”这些形容大刀队的言辞,充满了古代悲情英雄的浪漫式话语。在这种语境下,抗日壮士配以挥动大刀,与敌血肉相搏的场景,彰显其忠勇、崇高的品格,使传统情怀与现代民族主义情感连接起来。透过大刀,人们不约而同地抒发了对于“武”的男性气质的向往。对于大刀队的赞誉,也是借用男性身体与身份,表达解救国家、民族危难的渴望与诉求。

  三、媒体视域中的军人形象

  就大刀神威形成而言,媒体无疑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文字媒介首先通过战况报道宣扬大刀的威力,然后经社评、社论等不断深化,以及有关大刀杀敌的小说、诗歌、漫画等文艺作品的极力渲染,使大刀队的威力闻名遐迩。尤其是基于“眼见为实”的普遍认知,一些关于大刀队在战场上厮杀的图像,经过美学加工,比文字报道更加生动,更具视觉冲击力与宣传力度,使大刀神威更具形象性。另外,图像也不仅是客观事物的简单呈现,而且发挥了某种创造性,通过对战士、大刀、战场的有机组合与美学加工,往往可以引导读者透过画面,深入思考,借助自身想象力,对大刀神威产生认同感和共鸣感。

  在漫画作品中,由于不受真实客体形态和客观时间、地点的约束,其对于大刀队男性气质的宣扬更具想象力,效果较显著。在漫画《大刀的神威》(《越国春秋》第49期)中,一名中国军人身姿伟岸,面容威严,怒目圆瞪,持刀于身前挥舞,七名日军身形被明显缩小至不及中国军人小腿的高度,纷纷做出惊慌溃逃或是跪地求饶状。在《大刀杀敌》(《抗战导报》1933年第2期)中,一名中国战士在长城脚下挥刀砍下一名日军的头颅,动作流畅威武、神态轻松自如,而敌人则跌倒在地,身首异处。

  媒体报道中选用的大量来自前线的照片,既有客观表现大刀队英姿者,也有对战争场面进行美学加工者;既有真实感,又富于艺术感染力,无一例外地彰显出男性的阳刚之气。在这些图片中,战士挥舞大刀的姿态,受到时间、空间限制,往往以摆拍的方式呈现出来。他们的基本姿势是并列成排,整齐举刀,状态又分动、静两类。《克敌之大刀队:屡建奇功之大刀队一典型》(《先导》1933年第8期)是单人举刀的特写镜头,呈现的是表情坚毅的战士手举大刀的形象;在《曾歼敌无数,著有功勋之我军大刀队》(《良友》1933年第75期)中,两位战士并排举起大刀,使闪烁光芒的大刀与战士挺拔的身姿相呼应。在《激烈战斗时之喜峰口》(1933年4月20日《图画时报》)中,三把大刀插在用于构筑工事的麻袋上,旁边有战士作举枪状。在《坚守长城之二十九军战士》(1933年4月16日《图画时报》)以及《日军进犯喜峰口时我士卒死力抵抗情形》(1933年4月16日《图画时报》)等照片中,士兵的大刀都处于非常态的直立状态,或直插在战壕上,或被整齐、竖直地背在一排趴在长城城墙上的战士身后,蹲在城墙后的战士的手中都握着一把锋利的大刀。在这些照片中整齐排列、数量众多的大刀,其威力得以凸显,即使读者没有真正看到士兵使用大刀砍杀敌人的画面,也能够深受震撼。

  当举刀的战士排成一队,形成一个阵仗,或者与特定背景相融合,照片的表现重点就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如《使敌人惊为神勇之我军大刀队》(《申报月刊》1933年第5期)中,多名战士站成横排,举刀列于城墙下,他们的身姿、队列形态成为照片的主体,充满威武之气,大刀起到了烘托战士男性气概的作用。在《我军大刀队之防御情形》(《东方杂志》1933年第8期)中,前排战士蹲伏,瞭望敌情,脚踩日本国旗,后方站立数人,手持大刀,立体感极强。《前线我军之大刀队》(《礼拜六》1933年第495期)则表现了一排战士高举大刀在阵地挥舞的经典动作,大刀的锐利之感与战士振臂挥刀的雄姿相得益彰,表现出勇敢、有力、不屈不挠的男性气概。在《罗文裕山巅我军之哨兵》(《建国月刊》1933年第5期)中,哨兵背负大刀站岗,身后是长城,长城、大刀与战士融为一体,明确表达了大刀队男儿保卫长城和保卫国家的内涵。这些静态照片往往能够较为明确地表达摄影师所要营造出来的特定意境。另有照片以静拟动,表现出箭在弦上的紧迫感。如《迁安城外滦河沙滩我军大刀队前进之情形》(《北洋画报》1933年第925期)和《宋军刘师大刀队前进冲锋》(1933年4月16日《图画时报》)等照片中,或战士手持大刀于身前,整齐行军,或战士成队行进,将大刀一直扛在肩头。虽然这些举动在行军时司空见惯,但战士与大刀的重复出现能够产生极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还有不少拍摄大刀队动态的照片,如《大刀队攻击日军》(1933年4月2日《抗战导报》)呈现出配有大刀的将士行军至沙河桥一带的远景、中景、近景、特写等。《宋哲元部以大刀队破敌日寇望而披靡右即大刀队练习挥刀武术》(1933年《商事画报》)充分展现了大刀队表演时的真实景象。

  除少数照片自然取景于行进途中的大刀队外,多数照片的画面构图都经过精心安排,人物位置都有摆拍的痕迹。图像媒体参与了大刀队形象的塑造,即安排一些通常会被人们认为能够凸显男性气质和英雄气概的“勇武”“军容威武”的动作,让战士们去“扮演”。男性的主体身份,加上高举的、似乎马上就要劈下的大刀,生动地塑造出媒体人想象的大刀队扬威战场的图景。他们借用强烈的男性气质激发国人的爱国情怀,同时自觉或自发地暗示冲锋陷阵是男人的本职,具有浓厚的性别意味。虽然整齐地高举大刀行军并非现实,但摆拍和扮演并非表明这种行为本身就是虚假的,因为举刀砍杀的动作确实会在战场中某一节点出现,而非完全依赖想象建构出来的。

  无论是漫画还是照片,都直观、简明、形象地使得手举大刀,身姿伟岸,正义凛然的将士形象成为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典型象征。他们所散发出来的男性气概是由内而外,表里合一的。其中,既有中华好男儿凭着一腔热血,不畏强敌,勇于奋斗,不惜流血、牺牲的凛然正气,又将这种精、气、神通过外在的武器装备——淋漓尽致地展现着近身砍杀敌人之大刀的文化价值。

  媒体视域中女性与大刀、大刀队的互动,又从一个侧面凸显了大刀所蕴含的男性气概。喜峰口一役后,一些妇女组织除捐款、捐物、捐刀,还纷纷奔赴前线慰劳抗战官兵。于是,这就出现了一些妇女手举大刀,或与大刀队战士互动的照片。1933年第19期《中华》刊载的《曾浴敌血之大刀》,女士以手和臂弯捧大刀,笑容可掬,照片下面配发文字:“上海妇女抗日后援会北上慰劳二十九军,对该军毙敌最多之大刀队甚为钦敬,曾各执大刀一柄摄影以留纪念,此为代表之一之王孝英女士。”在《华北战事画史》1933年第1期的相关报道中,还有四位女性代表手捧大刀的合影,并配文“她们对杀敌的大刀抱着无上的敬意”。《广东女师慰劳队参观廿九军大刀队表演舞刀》(《中华周报》1933年第71期)实拍大刀表演的动态画面,既是一种大刀表演,也是对男性气质的一次宣扬。在照片中,广东女师的师生从遥远的南国来到北方慰问将士,并观看大刀队表演舞刀。她们站成一圈,聚精会神地观看,并交头接耳交换观看的感受。这些照片被赋予明显的性别内涵。大刀不仅代表着勇武、敢于牺牲的男性气质,也是许多女性审视男性和自身的媒介。女性通过崇拜大刀、大刀队,表达对男性气概的偏好,这样既有将自身置于“她者”旁观,寄希望于男性去完成抗击强敌的意味;也有将自身“他者”化,表达了女性要“像男人一样战斗”的热切向往。这种朦胧的冲动促动着没有直面战争的女性对象征着男性气概的大刀的神威无限崇敬。

  长城抗战期间,女性还以战争后援的公众形象出现在媒体中。她们不仅以这种方式为抗战作出贡献,而且还展现出母性、柔情等女性魅力,赋予女性特质以更多“国家关怀”的意涵。因此,人们虽然没有看到持刀与敌搏杀的画面,却可以通过女性与大刀的互动,想象到前方的战士们是如何在包括女性在内的国人的支持下威武不屈,浴血奋战的场景。

  得益于近代媒体在中国的兴起,大刀杀敌的举动获得了更充分的建构与更广泛的传播途径。

  四、大刀神威遭遇挑战

  凭借挥舞大刀英勇杀敌的壮举,29军在长城沿线书写了历史的辉煌。他们不仅起到了鼓舞士气,震慑日军的作用,而且被赋予“大刀救国”的使命,引发习大刀术,捐赠大刀的社会热潮。虽然中国军队战斗力弱等问题被暂时掩藏起来,但是大刀神威还是不可避免地遭遇质疑和挑战。

  首先,一些人开始对大刀队的杀伤力有所怀疑。在他们看来,凭借原始的冷兵器不可能承担起夺取抗日战争胜利,拯救中华民族危机的重任。具体来说,喜峰口一役中大刀队究竟杀敌多少?大刀队果真具有让日军闻风丧胆的神威吗?针对动辄“斩敌×××余”、“大刀报国”的报道与评论,有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宣称:“据日方公布,日军死于‘满洲事变’者,自‘九一八’自最近各役止,官兵共计二千三百名左右。这一个数目,虽然日军不免有些欺人自欺,但我们死伤的数目,至少是比日军多上几十倍,这是大刀抵抗坦克的必然结果。一切的高调,不是缺乏常识,便是别有用心。怎样充实改造军器的设备,这是国防上一个重要的工作。否则在二次世界大战中,几十万的大刀队不过是乌合之众而已。”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大刀敌不过机关枪,尽管你敌忾心如何强烈,都是不可摇动的事实。如因偶然的夜袭成功,杀了几个日本兵,便倡起大刀抵抗论,这种智识至少是不正确达于极点。”也有人不无讽刺地说:“世界各国都在准备空袭和防空的新军器战斗,我们的报纸却在夸张大刀队的神威……飞刀飞剑的力量,不久将会一扫飞机装甲车大炮而空之;而拳匪时代的吞符御弹神术,又将复见于今日。”鲁迅在《以夷制夷》一文中讽刺大刀救国的舆论宣传为“我斩敌二百,敌斩我二百”。

  应该指出,这些对“大刀救国”论质疑时,往往忽略了使用大刀杀敌背后中国军人不畏牺牲的可贵精神。也有社论比较客观地指出,大刀杀敌的重大意义在于彰显了忠勇精神,而这种精神应当与现代化军备相结合,方能战胜敌人,仅仅依靠大刀是不可行的。比如,《大刀下的倭鬼》(《新社会》1933年第7期)的作者就谈到,大刀虽是从古至今使用的武器,但大刀不是真正的国宝,英勇的精神才是最重要的,而且这种精神需配以现代化的武器。还有论者强调,忠勇和大刀都不是最重要的,想要救国,教育、文体等各项体制需要齐备。

  许多人还对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表达不满。长城抗战时,正值蒋介石第四次“剿共”,大批中央军、地方军集结在江西一带。虽然蒋介石在1933年初热河危机时曾表示:“与倭寇无谈话余地,成败利钝不足计,余决拟北上与之一战”,“应以对倭为先也”,并派内政部部长黄绍竑与训练副监徐景唐奔赴广州,同陈济棠、李宗仁等商议两广出兵江西“剿共”,以便抽出中央军北上抗日。但据黄绍竑回忆,陈济棠次日邀他到家中私谈时就表现出“要我出兵江西,是不是想利用共产党的军队将我钳着,好抽出军队来搞我”的担心,并怀疑“他抗战是假的”。对此,黄绍竑“笑而不答”,但给陈济棠的印象是,他已然对自己的意见和看法“表示同意”[7](P385—386)。于是,陈济棠不肯出兵。蒋介石后派中央军黄杰第2师,关麟征第25师,刘戡第83师北上,而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并不止以上三支部队,如胡宗南的第一师,黄绍竑称其当时正“驻在河南没事做”。可见在长城抗战前夕,蒋介石还处于抗战与“剿共”何者为先的摇摆当中。长城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唯一一次北上,是为了解决罢免张学良的问题,而非组织长城抗战。从4月开始,长城一带战事激烈,但蒋介石明显倾向于先“剿共”,特别强调“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今举国之人忘却心腹大患之内匪,而侈言抵于外侮,既觉其先后缓急之倒置”,并开始谋求对日妥协。对此,邹韬奋指出:“最近宋哲元氏领导的二十九军在喜峰口血战,只听见大刀吓得敌人胆寒,听说已活活地砍死了三千人,但我国的空军就一丝影儿也不见!说没有吗?何以在‘对内’的时候就会无中生有?”也有人指出:“在过去大刀是用来和日本人作战的,机关枪是用来和中国人作战的。在最近的将来,和日本作战或者用太极拳,和中国人作战或者用毒瓦斯。”人们无情地嘲讽国民政府将本可用于减少对日战争损失的现代化武器装备用于“剿共”。大刀神威还被国民政府用作挡箭牌,以平息国人对九一八事变以来消极抗日的不满和反抗。

  国人感叹:“‘大刀救国’这名词的确新鲜,这口号也非常引人动听,并且‘大刀’确能‘救国’,不比什么‘航空救国’‘海军救国’‘陆军救国’,都是空有其名,而无其实的。从此我们全国的民众,便该放弃其他主张,一致来组织‘大刀队’,实行‘大刀救国’。我们应该把捐购飞机的钱,改购大批钢铁材料;把海军的经费,悉数充移‘磨刀’之用;把陆军的常年经费,拨为‘大刀队’的经费;再把全国的航空协会,改作大刀协会;把飞机场改作大刀队操演场,把造船厂改作磨刀所,把兵工厂改作大刀制造厂。”言辞间,透出对中国所处落后状态的无奈,对国人没有正确认识如何弥补这种落后的无奈,以及对“消极对日”政策的无奈。1933年3—5月间,几乎每期《大公报》上都会刊载飞机捐款名单。可见,为了抗战有大量普通市民拿出工资、生活费,许多老人捐出养老费,小学生捐出零用钱,共同捐造飞机,希望助前线将士一臂之力。1933年4月10日《大公报》即载某报人言论称,国人“越穷越肯捐”。然而,大量的社会捐款却没有善用,而是被挪用甚至贪污。长城抗战结束后,多地均成立了调查组,专门调查钱款去向。发现“‘航空救国’‘海军救国’‘陆军救国’,都是空有其名,而无其实”,直指“大刀救国”口号背后缺乏有效支撑,政府贪污腐化等痼疾。

  喜峰口大刀队的骤然升温,也使得其他战役备受“冷落”。众所周知,使用大刀对抗日军并非29军首创,亦非其独有,是中国军队中较为普遍的现象。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19路军的大刀队就有所表现。在长城抗战中,孙殿英、冯占海等部用大刀与敌拼死厮杀。而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将士也与日军展开殊死肉搏,白刃相接,战斗十分惨烈。据黄绍竑回忆:“三月间因喜峰口二十九军大刀队一次的胜利,上海妇女界组织妇女慰劳队到喜峰口慰劳二十九军,对古北口方面则没有去。我对她们的代表王孝英、沈慧莲说,古北口方面的战事比喜峰口方面激烈得多,她们都不相信。可见当时报纸把大刀队捧得天那样高,把对日抗战最激烈的部队都忘了。东北军方面更没有人理睬。”黄绍竑的言论略有夸张,但不得不承认,即便长城抗战的其他战役也充分展现出了中国军人的抵抗精神,挥舞着大刀与敌血战到底,也难以引起国人的关注。

  喜峰口抗日战场的胜利,确实促成了国人的“大刀情结”。这不仅属于“首场胜利”的荣光,更得益于“大刀”的媒体宣传,使之成为喜峰口战役的标志,并与国人的心理、情感高度一致:它深深地受到传统刀文化以及近代以来的民族压迫及其抗争,对男性气概的崇拜等综合影响,掀起崇拜大刀的热潮。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王孝英等国人为何只关注使用大刀的喜峰口战役,而不包括其他战役的原因。不仅长城抗战如此,综观整个抗战史,每一场战争象征的形成和民族精神建构都往往因某一物或某个人为标尺而变得具体、形象。

  如今提起喜峰口战役,大刀队依旧起到弘扬抗战精神乃至民族精神的作用,然而大刀神威却没能改变战争走向。在冷口失守之后,1933年4月,29军不得不奉命撤退。5月31日,中日《塘沽协定》签订,华北门户洞开。在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中,29军再次使用了大刀,以血肉之躯与日本侵略者的飞机、大炮相抗衡,结果副军长佟麟阁与第37师师长赵登禹阵亡,却也未能阻挡日军进犯的脚步。而长城抗战中凝聚起来的大刀神威通过《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不断传扬,成为国人的历史记忆。

  结语

  依靠大刀,抗击强敌本身是在无奈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然而,这在彰显不畏强敌的抗战精神的同时,满足了建构民族国家、民族身份认同的需求,成为可以被广泛复制和延续的政治话语。大刀神威的背后,隐含着中华民族在腥风血雨中对民族国家逐步认识,传统情怀与现代性的沟通,国人对通向民族独立、自由之路的热切向往。当爱国情感被附加到大刀之上,大刀便被赋予“救国”的使命。在推翻帝制20余年后,中国尚未有做好抵抗外来侵略的准备,对何为“救国”,如何救国,何为现代化,如何现代化等问题,尚未形成广泛共识。因而在面对外来入侵时,人们希望从传统中汲取某种快速制胜的利器,勇武、健硕、保家卫国的持刀勇士登上历史舞台,缓解了人们高涨的救国热情“无处着手”的问题,昭示着国人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文化和精神层面的迷茫与焦虑,以及探索与奋争。

  大刀神威所受到的质疑,更反映出国人在精神文化和现代追求层面的自我调整与反思,历史叙事也在不断被解构与重构。时至今日,大刀与军人的形象依然在历史叙事中不断被诠释。足见,除了壮烈牺牲,不屈风骨外,还有国人的思想交锋、文化抉择、心理变化,历史叙事成为观察社会,思考战争与社会、与性别互动的透镜。

  作者简介:侯杰,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徐开阳,美国南加州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在读博士生。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8-10 09:3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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