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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冯国华抗战殉国:在抗日的“战声”中倒下
2020-11-20 15:08:13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口述人:冯国华烈士之女 冯珠

  人物小传

  冯国华(1901~1938年),字迈樱,上海宝山城厢镇人。1924年毕业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旋即应聘于上海和安小学任教。后返回宝山,任县教育局教委督学、县教育局长,不遗余力地整顿和兴革宝山教育,同年11月,陶行知在大场地区创办山海工学团,冯国华以县教育局长身份参加工学团成立授旗礼。

  1935年,冯国华赴上海县任江苏省俞塘民众教育馆实验区主任,做了不少教育普及工作,深得人心。松江专区办壮丁训练教练员学习班,冯受聘为该学习班教育长。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冯国华投笔从戎,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率领当年受训的学员为战地输送弹药、运送伤员、挖掘战壕;还通过战地服务训练班,招集上海近郊各县的失业教师和失学青年500多人,组织敌后游击队,在当时的上海县,以及松江、青浦一带开展游击战争。

  据记载,1938年10月6日,冯国华与在松江农村打游击的某旅第一团张团长同赴松江,夜宿泗泾石宅,遇到日军包围,因众寡悬殊,弹尽援绝,壮烈牺牲。1985年11月,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冯国华为革命烈士。

  口述

  受命于危难时

  我父亲名国华,字迈樱,生于1901年11月7日。我听母亲说,因为家里穷,父亲在蒙童时期还一直是个“文盲”,只能在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帮助祖父祖母以种菜为生。

  直到13岁那年,祖父祖母看他实在想读书,才咬紧牙关,送他到当时的江苏省宝山县立第一高等县学堂读书。他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后来居上,门门功课成绩都领先于其他同学。小学毕业那年,当时宝山县送了6人去参加龙门师范学校(即后来的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入学考试,结果只录取了他1人。宝山县政府、县教育局自然是高兴得很,他们主动提出资助全部的学杂费和生活费。

  毕业之后,父亲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故乡,从事他心仪神往的教育事业。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就是“定向委托培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1932年1月28日,“一·二八”抗战爆发,宝山既是战场,又是重灾区。战争过后满目疮痍,百废待举。谁来主持宝山教育事业复兴大业?江苏省教育厅把目光投向了因为教育工作干得出色、已担任县督学的父亲身上。可以说,家父是“临危受命”,出任宝山县教育局长的。

  上任伊始,父亲先与克扣教育经费的县长金庆章说理抗争,迫使金庆章把历年积欠的教育经费分期发还。他还大刀阔斧地把依仗权势、办学无能的校长一一撤换。淞阳小学是他的母校,原校长是他的老师,却也不顾情面撤换下来。

  父亲说:“整顿教育要苦干,还要硬干,硬干要同当地封建势力作斗争,不能妥协,宁可不当局长,学校不整顿好对不起百姓子弟。”随后他在《宝山教育》(半月刊)杂志上,发表了《苦干实干硬干》一文。陶行知先生看了极为赞赏,写信给家父说:“硬干就是革命精神,我同意你的主张。”

  父亲在宝山积极推行陶行知的教育主张,陶行知也多次应邀到宝山给教师讲学。1932年夏,陶行知在大场地区创办山海工学团,父亲以教育局长的身份给以支持,还为工学团提供一部分经费。1933年夏,宝山县沈家楼成立了棉花工学团,父亲同样经常参与商定工学团工作计划。

  我手头就有这样一份资料,是1934年1月9日陶行知先生写给我父亲的一封信,开头便称“迈樱局长吾兄大鉴”,落款便是“弟陶行知”。信的大体内容为:萧场工学团报了新的计划,请父亲“斧正”,同时请父亲给某位先生,每个月增加10元经费。陶行知比我父亲年长10岁,我应该叫他“伯伯”的。陶行知先生这样与家父“称兄道弟”,可见他俩的关系的确不一般。

  值得一提的是,山海工学团的名字取得也很有意思:第一是要我们牢记山海关失守的历史事件;第二是要我们记住宝“山”与上“海”的紧密联系。我一直觉得,工学团之所以能搞得红红火火,除了陶行知先生先进的教学理念以及努力推行之外,也与家父的大力支持分不开。

  另一位教育家陈鹤琴到宝山参观时,对此极为赞赏,但又担心推行被通缉的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可能会给家父招致麻烦。家父却坦然表示:我不怕因此受累。

  “大家都要做义民”

  资料记载,父亲经常深入学校视察,每到一所学校,先看清洁卫生,再听课,调阅课卷,最后找学生和家长谈话,按实情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并在《宝山教育》上作如实报道。当年江苏省教育厅督学视察各县教育后,在报告中写道:“宝山教育用钱少,教育质量好,夜校办得多,失学儿童少。希望各县教育局效法。”

  1931年,在宝山任县长的陇体要是江苏省主席陈果夫的亲信,他利用职权,所到之处总想“捞一把”,到宝山后不择手段,把教育专用款、长兴岛千亩沙田的粮租收入据为己有。父亲以局长身份站出来指责他。陇怀恨在心,多方刁难教育局的工作。父亲忍无可忍,印发了揭露县长的传单,陇体要恼羞成怒,以“散发传单,中伤县长”的罪名把父亲关押起来。又以《宝山教育》 上登载陶行知的信为借口,罗织罪名,向陈果夫报告。不久,陈果夫下令撤去了父亲县教育局长职务。

  1935年,父亲离开宝山,来到江苏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他仍一如往昔,推行陶行知的教育主张。陶行知也多次应邀来俞塘作指导。馆内有人说:“冯国华是‘陶行知’迷,还没有接受在宝山吃苦头的教训。”父亲则不以为然。他在 《社教通读》和《教育与民众》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成人教育的理论文章。当时中共党员张劲夫和陆静山也在馆内工作,他们给了家父极大的支持。

  比如1935年6月,父亲在《社教通讯》第一卷第五期上,从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发表了《从我的身体说到民族隐忧与民族复兴》一文。

  父亲说:“我的身体是不坏的,十年来未与药罐做朋友,虽不是龙马精神、金刚不坏身,但有时身体一时不爽,不到一二日即可复原。前年保险 的时候,经医生详细的诊断,体重、身长、血压、肺力、小便等,我保三十年,预备活了六十岁也够了,谁知医生说照你这样体格保到七十岁也无妨,我对他说恐怕要老朽罢!乃相视一笑。”

  在这篇文章中,父亲提到了与袁观澜和黄炎培的交往,以及这两位五六十岁“老人”的身体状况,很是羡慕;同时对中国青年的体格状况,尤其是全国专科以上学生的体格检查,与国外青年相比较,表示了极大的担忧。“所以要打起精神来做事,撑起铁肩来担道义,要富强国家,要复兴民族,非得求全体国民个个有健康结实的身体不可。”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另外,我非常感谢宝山区档案馆,在今年6月9日“国际档案日”的前夕,给了我两份意想不到的档案复制件。

  一件就是家父1933年7月获得的私立正风文学院“毕业证书”。我曾听我母亲说起,父亲工作以后一直没有放弃文化知识学习,还曾参加过大学学习,可是苦于找不到证据。现在好了,这张“毕业证书”准确无误地记载着,父亲曾在该院“大学部中文系修业期满成绩及格准予毕业”。这是一张晚发现了82年、差不多与我同龄的“毕业证书”。

  还有一件就是1937年4月的《冯迈樱(一名国华)之证件·俞塘同人题名录》。这件证书告诉我们,在淞沪抗战前后,父亲在俞塘民众教育馆,具体担任的是“省立俞塘民众教育馆总馆主任”,负责工作的具体实施,同时还兼“民教服务人员训练班主任”等职。难怪家父牺牲时,报刊刊载了标题为“四郊游击队领袖半出其门下”的消息。

  日寇入侵后,父亲把国民分为3类:逆民、顺民和义民。他以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奔走呼号,出现在各种讲习班和训练班上,义愤填膺地指出:逆民究竟是少数,无疑要铲除他;顺民太多了,应该教育和争取他们做义民;义民是抗日救亡份子,大家都要做义民!

  孤岛上的“战声”

  我清楚地记得,母亲曾对我们3个兄妹提起过,1938年10月5日,父亲在去松江之前,带着我们全家,一起在市区王家沙饭店附近的旅店里,和奶奶、舅舅吃的最后一顿饭。身材高大的父亲,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势。不久,全市各大报纸就报道了父亲惨遭日寇夜袭、壮烈牺牲的消息,当时父亲38岁,上有60多岁的老母,下有3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我那时才3岁。

  关于父亲的牺牲,以前我只知道这样一种说法。那是父亲牺牲后不久,当时全市各大报纸都作了相关报道,如1938年10月22日的《申报》《导报 》和10月24日的《文汇报》。

  《申报》的题目是“教育家冯国华抗战殉国 定期举行追悼呈请当局褒恤”;《导报》的题目是“沪郊游击队组织者冯国华在泗泾殉国 四郊游击队领袖半出其门下 亲友莫不哀恸电请中央褒恤”;《文汇报》的题目是“第二师范同学发起追悼冯国华君教育家中一殉国者”。

  这些报纸,大体上是这样记载的:1938年9月底,在松江农村打游击的某旅第一团团长张某,两次派人来沪邀请冯国华赴松,共商大举截击日军之计。10月6日,冯氏与来邀者赴松江,是夜与团长张某宿于泗泾石宅。孰知夜半十二时,村之四周,枪声突起,冯张即起而应战。当时驻该村之游击队员仅数十名,日军汉奸来袭者约五百名,众寡之势,相距过甚。然而冯氏仍力战不屈,结果冯氏及第一团长张某等,当场殉难,队员死伤者十余人。翌晨该村人士检收尸体,发现冯氏除枪伤外,左额亦为刺刀劈去,可云惨矣。

  后来许多悼念和纪念我父亲的文章,基本上沿用了上述这种说法。直到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另外一篇文章,知道了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这就是邓夏先生于1985年8月发表在《图书馆杂志·第3期(总第15期)》上的开篇之作,题目是《“孤岛”上的〈战声〉 三日刊——为纪念抗战胜利四十周年忆救亡运动点滴》。其中第六自然段明明白白地写道:“在郊县农村开展敌后斗争的冯迈樱同志,因发行《战声》的工作被敌伪逮捕,身受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他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终于在十月十日壮烈地在松江日寇的屠刀下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不同人呢?我细看了文章,从细节推究,讲的就是我父亲他们。文章中回忆:“冯迈樱同志的书法很出色,《战声》的刊名,就是他的手笔,抗战前他在宝山等处从事教育工作,在当地有很多群众关系,郊县的发行工作就请他兼任,至于跑印刷及市内发行工作,由张云啸同志负责。”

  我还特地查了一下“战声”一词的来历。那是1937年8月20日早晨,文化战线的先锋郭沫若先生写了一首诗,名字就叫《战声》,并且以此为名,出版了 《战时小丛书之三·战声》诗集,共20首诗。《战声》这首诗被排在第12首。我想我父亲他们,一定是受到了郭沫若这首《战声》的鼓舞和影响,取名和创办《战声》三日刊报纸的。从时间上判断,也是完全吻合的。即1938年1月,郭沫若的 《战声》自由诗和诗集发表;同年4月,我父亲他们创办了《战声》三日刊报纸。

  说句心里话,现在我非常想看到这份取名《战声》的三日刊报纸。我想除了《战声》是我父亲的手迹之外,上面可能还有我父亲写的文章。

  父亲的身影清晰起来

  从我记事起,就一直想象着假如父亲和我们一直生活着,那该多好啊!为此我也不知哭过多少回。曾经有一段时间,只要一看见人家女儿与父亲撒娇的画面,我扭头就走,躲在没人处暗自哭泣。父亲与父爱,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正如人们常说的:一旦失去了,才更觉得珍贵。

  如今我也是80出头的老人了,3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还有两个孙子。我现在更能体会,父亲牺牲后,母亲独自一人将我们兄妹3人培养成人,多么不易。在我们的心目中,父亲是名副其实的抗日英雄,母亲则是不可多得的英雄妻子。

  由于父亲的牺牲,我们家的经济生活,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极大变化。尤其是我,父亲牺牲时,我才3岁,没什么记忆。上世纪80年代初,陶行知先生的孙子突然找到我家,向冯国华的妻子、也即我的母亲,了解和查找当年他爷爷与我父亲创办山海工学团的历史资料,猛地触发起我了解父亲的愿望。说来也怪,退休以后,在与母亲相伴的过程中,父亲的身影、父亲的声音,反而逐渐清晰起来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每逢抗日战争的纪念日,经常有一些学校、企事业单位邀请我去讲述父亲投身抗日的故事,我都乐此不疲,绝不推脱。

  在物质方面,父亲没能给我们留下什么,要说有什么纪念意义的物品,现在只剩下史料了。这些史料,在有些人眼中,可能一文不值。可在我心目中,却异常珍贵,仿佛有种生命力,无时无刻不在传递着家父的某种信息。

  就在前两天,我远在澳大利亚墨尔本语法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二儿子玮玮,还专门打来电话,了解最新掌握他的外公从事抗日活动的情况。当他得知外公当年还参与创办过一份《战声》的三日刊报纸时,兴奋得不得了,再三关照我,如果发现了这份报纸,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告诉他,并将这份报纸永久保存下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1-20 15: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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