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民主斗士邹韬奋
2021-02-20 14:57:59  来源：人民网 作者：熊爱军  点击：  复制链接

　　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从1922年开始，邹韬奋在中华教育社专门从事职业教育工作。1926年10月，担任中华职业社机关刊物《生活》周刊主笔的王志莘另谋他业。在中华职业教育社发起人黄炎培的推荐下，邹韬奋接手《生活》周刊，踊跃地走上记者编辑的岗位，实现了他一直以来做一名新闻记者的愿望。《生活》周刊旨在传播职业界的消息和言论，刊载有关职业教育和职业修养方面的文章。在邹韬奋的主持下，《生活》周刊从内容到排版等都有了很大的创新，发行数量也随着内容的改进而逐年增加。邹韬奋接办3年，订数2000多增到4万份。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大举进攻东三省。邹韬奋于九一八事变前几个月，本着爱国热忱，反复向当局呼吁，向大众揭露亡国危机的严重性和迫切性。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邹韬奋倾尽全力，把《生活》周刊作为动员的号角，每期都用大量篇幅，揭露日本强盗的残暴行径，对不抵抗主义的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报道中国军民愤怒抵抗的消息，并督促有关各个方面立即行动起来一致抗日。

　　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蒋光鼐和蔡廷锴奋起反击，开始了著名的淞沪抗战。上海的抗日救国浪潮日益高涨，邹韬奋和他领导的《生活》周刊的同事们，都成了抗日救亡的积极参加者。这时的邹韬奋既要奔赴前线慰问将士们，又要参加后方的各种服务活动，白天奔波不止，夜晚又写作不停。他恨不能分身为几人投入这抗日热流，以倾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生活》周刊也变成全国闻名的坚决主张抗日救亡的刊物，销量激增到12万份，这是当时任何报刊都没有达到的。同时，邹韬奋深深感到自己主编的周刊，已不能适应现实的要求，又加编了《紧急临时周刊》。

　　国民党当局当时正在对共产党和革命力量进行军事上和文化上的“围剿”，对主张抗日反对内战的报刊视为眼中钉。黄炎培是《申报》的董事长，而《生活》周刊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机关刊物，都与黄炎培有关。蒋介石把黄炎培申斥一顿，要《申报》和《生活》周刊改变态度，拥护国民党，否则就要查封。在蒋的高压下，《申报》再不登批评国民党的文章。关于《生活》周刊，黄炎培要求邹韬奋改变政治态度，否则声明与中华职业教育社脱离关系。邹韬奋坚决拒绝改变政治态度，同意与职教社脱离关系，由他自己负责办下去。

　　国民党政府对《生活》周刊的态度，也是前后变化的，先是称赞，后是恫吓，进而下令禁止邮寄，直到最后查禁。邹韬奋在这些伎俩面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说：“我的态度是一息尚存，还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数，决不屈服。”1931年1月中旬，蒋介石的心腹胡宗南奉命找邹韬奋谈话，两人就抗日问题和《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进行了4个小时的辩论。胡宗南企图对邹韬奋施加压力，使其改变立场。邹韬奋义正言辞，毫不动摇。关于抗日问题，邹韬奋说，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对暴力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以外，不能再有第二个主张。关于《生活》周刊的主张问题，邹韬奋指出，站在中国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一个认识清楚中国局势而有良心的新闻记者立场上，对中国前途，认为只有先改变生产关系，而后可以促进生产力，舍此之外，并无第二条出路。胡宗南要求邹韬奋拥护国民党政府，邹韬奋则回答，只拥护抗日“政府”，不论从哪一天起，只要“政府”公开抗日，我们便一定拥护。在“政府”没有公开抗日之前，我们便没有办法拥护。这是民意。违反了这种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对于“政府”也没有什么帮助。

　　1932年7月2日，邹韬奋在《生活》周刊第7卷第26期，发表《我们最近的趋向》重申中国“只有社会主义的一条路走”。随即遭到国民党政府以“言论反动，诽谤党国”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周刊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邮递，后又在全国禁止邮寄，有的学生因购阅这个刊物而遭逮捕。蔡元培曾经致电蒋介石进行解释，均遭拒绝。后又有人为此事进行“疏通”，蒋介石拿出合订本的《生活》周刊，上面凡批评国民党的地方，都有红笔划了出来，并说：“批评政府就是反对政府，所以绝对没有商量之余地。”尽管如此，在热心读者多方面的帮助下，《生活》周刊的邮包绕过军警特务的监视，利用铁路、轮船、民航等交通渠道，大捆大包地运往各地。

　　正当《生活》周刊遭受到种种压力的时候，在胡愈之的建议下，1932年7月，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有了生活书店就可以出版书籍和其他刊物，可以扩大宣传阵地，而《生活》周刊随时都有被国民党封闭的可能。有了书店，刊物即使被封，阵地仍然存在，可以换一个名称继续出版刊物。

　　1932年12月，邹韬奋参加宋庆龄、鲁迅和蔡元培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被推举为执行委员。1933年 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秘书长杨杏佛被特务暗杀。邹韬奋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单，经常受到盯梢、恐吓。他每天上下班几次往返经过法国公园，尤其到了晚上，天黑路偏。朋友们替他的安全担心，都劝他暂时躲避一下。他一想也是，不保存自己，怎能有力打击敌人。可往哪里躲呢?何处才是安身之所?看来出国才是唯一的去处。1933年7月，邹韬奋离开祖国，开始了第一次流亡。

　　二、“不做陈布雷第二”

　　1935年8月27日，邹韬奋从美国回到上海。邹韬奋回国之际，正是国难更加危机之时。日军侵占东三省之后，1935年5月开始，日军大批直接入关，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而国民党政府却“对于友邦，务敦睦谊”。

　　邹韬奋出国后，生活书店在徐伯昕的经营下蒸蒸日上。《生活》周刊早已于1933年12月被迫停刊。于是，1935年11月16日，邹韬奋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大众生活》继承了《生活》周刊的优良传统，把办刊物和民族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作宣传的重要目标，这是邹韬奋高高举起的旗帜。他决不会为反动势力的威胁而摇摆或改变。但是《大众生活》共办16期，历时3个多月就被国民党封闭了。

　　12月9日，北平爱国学生和知识分子掀起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消息传到上海，邹韬奋立即予以最热烈的声援。《大众生活》以最大篇幅来反映这个运动，国民党政府十分害怕，使用各种卑鄙的手段，对付《大众生活》，并对邹韬奋进行毁谤和恫吓。

　　在短短期间连续发生几桩预谋事件，目标均集中在邹韬奋身上。

　　第一桩，特务一再造谣，诬说邹韬奋侵吞1932年《生活》周刊代收各界援助马占山卫国捐款，邹韬奋特请律师代他在报刊上再一次发表启事，并把当年会计师所出证明书一起公布，以事实粉碎这一诬陷。他说：“他们徒然心劳力拙，并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我们只要自己脚跟立得稳，毁谤污蔑是不足畏的。”

　　第二桩是，蒋介石指派复兴社总书记刘健群和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张道藩为说客，找邹韬奋说话，中间人是邵洵美，约见地点在邵洵美家里。邹韬奋同刘、张一见面，张道藩就发表了长达3小时的演说，邹韬奋静心倾听，却始终不得要领。刘健群则鼓吹的是“领袖至上”一套，不管中国发生什么重大问题，“全凭领袖的脑壳去决定”，“一切全在领袖的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应该怎样;我们一切都不必问，也不该问，只要随着领袖的脑壳走，你可以万无一失!”刘健群进一步恐吓说：“老实说，今日蒋介石杀一个邹韬奋，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邹韬奋不过白死而已!”

　　邹韬奋针锋相对地回答：“我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同时更明确地告诉他们：“政府既有决心保卫国土，即须停止内战，团结全国一致御侮，否则高喊准备，实属南辕北辙。”要说抗日救亡问题，他说：“救亡运动是全国爱国民众的共同要求，所以即令消灭一二脑壳，整个救亡运动还是要继续下去，非至完全胜利不会停止!”对于所谓“领袖脑壳论”，邹韬奋则直截了当地说：这种领袖观便是独裁的领袖观，和民主领袖观是根本对立的，“民主领袖观是要领袖采取众长，重视民众脑壳，即重视民众的要求和舆论的表现，独裁的领袖观便恰恰相反，只有领袖算有脑壳，其余千亿万的民众算是等于没有脑壳”。这场辩论结束，事情并未就此了结。

　　刘健群、张道藩回南京不久，杜月笙又奉蒋介石之命，准备“亲自陪送”邹韬奋到南京“当面一谈”。邹韬奋不为权势所动，坚决回绝。一个和蒋介石走得近的银行家对邹韬奋说：“你拂逆了老蒋的意志，看来只得再度流亡了。”邹韬奋的“胆大妄为”确实令蒋介石大为恼火，准备对他采取行动。处境危殆，邹韬奋考虑再三，不得不再度流亡。前次流亡，负债尚未还清，在经济上无力远行，他只好出走到距离较近的香港。时隔几年后，张群在重庆向邹韬奋无意间透露：“那次接你到南京，是蒋寻奇才，因为陈布雷太忙，要你留在南京帮帮布雷先生的忙。”蒋介石竟要邹韬奋做“陈布雷第二”，殊不知邹韬奋是硬骨头。

　　三、“转移工作地点，向前努力奋斗”

　　办一种合于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报纸，是邹韬奋长久的愿望。1932年，《生活日报》在上海没有办成，1936年6月7日，终于在香港的贫民窟诞生了。《生活日报》在香港出版55天，共出5期，日销量为2万份。这比当地的日报五六千份好多了。但是由于香港偏离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没法满足读者的要求。8月1日，《生活日报》迁移到上海，邹韬奋不顾个人安危，也跟着回到上海，进行报纸的恢复工作。但因国民党政府不给办登记手续，《生活日报》没有再和读者见面。

　　团结、御侮是救国会忙碌的两件大事。邹韬奋积极参与援助绥远抗战，积极支持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在《生活星期刊》发表社论积极声援。当时，有朋友告诫邹韬奋将有被捕的危险，邹韬奋说：“我以胸怀坦白，不以为意，照常做我的工作。我这时的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绥远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虑的只是这个问题。”1936年11月22日深夜，邹韬奋却突然地被捕了。

　　1937年8月3日，邹韬奋从苏州狱中释放，回到上海，立马投入到全国团结御侮的活动中。8月9日《抗战》第1号问世，还增加出版6天1期的《抗战画报》。同时，邹韬奋还兼任《国民周刊》的评论委员会委员，统由生活书店发行。他以生活书店和《抗战》三日刊为据点，利用宣讲的嘴和锋利的笔，对时局作出敏锐的观察，对各方动向作出深刻的分析，批判汉奸和准汉奸的“亡国论”，批判急于求成的速胜论，驳斥汪精卫亲日派的投降谬论。

　　淞沪抗战，上海战局支撑3个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邹韬奋和他的挚友以及生活书店的大部分干部准备西撤，重点是重庆和西安等地并部署内地开设分店。11月27日，邹韬奋坐一条法国船离开上海。邹韬奋对这次流亡的心情曾说：“第三次流亡的心理，和第一、二两次以及以后几次都迥然不同。”这次是因为“转移阵地的流亡，也只是为工作的转移地点。”惟其如此，“这次的流亡更富有向前积极努力奋斗的意义。”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2-20 14:5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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